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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终通过了东征的决定。

但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此去山西前途未卜，谁也不敢打包票就能站稳脚跟。

他在会上明确表示：山西一定要去，但也要做好返回陕西的准备。

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何等的冷静与清醒。

东征的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36年1月，红一方面军将部队集结在陕北永坪、延长一带，总兵力约1.3万人，准备渡河作战。

此时蒋介石也嗅到了红军的动向，他下令封锁黄河两岸，企图把红军困死在陕北。

阎锡山更是紧张得不得了，在黄河东岸从黑峪口到禹门口三百公里的防线上，修筑了大量碉堡，部署了四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严密守备。

在他的算盘里，红军想要渡过黄河天险，简直是痴人说梦。

但红军偏偏就是做“痴梦”的那群人。

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抵达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河东征。

那几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登上白雪覆盖的塬上，放眼望去，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胸中豪情激荡，挥笔写下了一首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这首后来名扬天下的《沁园春·雪》，写的就是那一刻的心境。

诗写得好，仗也得打得漂亮。

1936年2月20日晚上八点，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下，从南起河口、北至沟口一百余里的地段同时强渡黄河。


阎锡山精心布置的黄河防线，在红军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

到2月23日，红军已经全部控制了从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黄河东岸各渡口，占领了横宽五十多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

红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城略地，先后攻占了关上、蓬门、兑九峪等地。

阎锡山被打得措手不及，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将入陕的晋绥军四个旅撤回河东，共集中十四个旅编成四个纵队，从3月4日开始向红军反扑。

但红军越战越勇，3月10日，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一举击溃了阎锡山第二、第三两个纵队五个多旅的反扑，打得晋绥军丢盔弃甲。

阎锡山终于扛不住了，他向蒋介石发出紧急求援。

蒋介石这一次倒是出手阔绰，当即委任陈诚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调集中央军十个师，号称二十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配合行动，企图将红军彻底消灭在山西境内。

形势急转直下。

红军虽然作战英勇，但毕竟只有一万三千人，面对二十万中央军和阎锡山部队的合围，兵力差距实在太大。

更要命的是，红军东征原本打的就是“筹款扩红”的算盘，山西富庶不假，但要想在短短几个月内站稳脚跟、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毛泽东权衡再三，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回师陕北。

1936年5月，红军主力撤回陕北，东征战役宣告结束。

从军事上看，这次东征打了两个多月，红军歼灭和击溃了阎锡山三十多个团，缴获步枪七千余支、迫击炮二十多门，还吸收了一万多青年参军。

部队的装备和兵源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补充。

但从战略上看，红军终究没能实现在山西立足的目标。

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地方军形成了合围态势，红军若不及时撤退，恐怕连回陕北的路都要被切断。


然而，东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战役本身。

徐向前后来在回忆中评价说，东征实际上是一次“试水式的准长征”，目的不只在于补给，更在于验证外线机动作战的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前。

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在1936年初的那个严冬，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离开陕北、再走一次长路的准备。

他不是在赌一条路，而是在规划多个方向上的出路。

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极其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