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要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青霉素！”

汤飞凡1897年出生于湖南醴陵，是湘雅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后赴哈佛医学院深造，专攻细菌学，1938年抗战烽火正烈，国内来信请他重建中央防疫处，他毫不犹豫中断哈佛的研究，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带着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回到祖国。

彼时的中央防疫处，设在昆明西山脚下的荒滩上，说是研究所，实则连自来水都没有，设备全靠拼凑，条件简陋得超乎想象。

1941年青霉素被西方封锁的消息传来，汤飞凡心如刀绞，他亲眼看到滇缅战场上的将士，明明只是轻伤，却因伤口化脓感染不治身亡；后方百姓染病后，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

面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他坚定地说：“我要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青霉素，”这话在当时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西方顶尖实验室都严格保密，中国连基础实验条件都不具备，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汤飞凡偏不信邪，他深知研制青霉素的核心，是找到能高效产青霉素的青霉菌株，这种霉菌虽常见，但高产菌株堪比大海捞针，他立刻发动全所人员，掀起一场“寻霉热”：大家翻遍旧衣服、烂水果、发霉的家具，只要看到绿毛就小心翼翼刮下来，带回实验室分离培养。

时间一天天过去，收集的四十多株霉菌要么产量极低，要么毫无活性，一次次实验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42年夏天的一次大扫除，转机悄然降临。

工作人员卢锦汉把床底下的旧皮鞋拿出来晾晒，鞋帮子上长了一层灰绿色的霉菌，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汤飞凡路过时一眼盯住，当即让同事把绿毛刮下来，带回实验室分离。

谁也没想到，这双臭烘烘的旧皮鞋上的霉菌，竟是万众寻觅的高产菌株，经过反复实验对比，它的活性和产量远超从印度带回的洋菌株，成为当之无愧的“最优菌种”。

有了菌株，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没有自来水，工作人员每天划着木船去湖中心取水；没有消毒设备，就用一台破旧的锅炉，每天反复修理；没有商品蛋白胨，就自己土法制造，胃酶用完了，就从饲养的猪胃里提取；青霉菌需要24摄氏度恒温环境，他们就专门搭建恒温室，用扁玻璃瓶和三角瓶手工培育，几千个瓶子摆满了简陋的实验室。

就是在这样近乎手工作坊的条件下，汤飞凡团队日夜奋战，1943年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成功问世；1944年9月每瓶5万单位的青霉素冻干品研制完成，送往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鉴定，均获得高度认可。

至此中国成为全球第七个掌握青霉素生产技术的国家，彻底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

当时，有土豪想用一根金条换一瓶青霉素，汤飞凡断然拒绝，他定下规矩：每支青霉素只卖一块银元，穷人分文不收，他常说：“药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发财的，”这批青霉素火速送往抗日前线，无数被判“死刑”的伤员，用药后退烧消肿，伤口逐渐愈合，重获新生。

汤飞凡的贡献，远不止青霉素，他被誉为“中国疫苗之父”，先后研制出中国第一支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1955年他冒着失明风险，将沙眼病原体接种到自己眼睛里，最终成功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被国际学界尊为“衣原体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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