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问“你是哪里人”：3亿流动人口迎来“养老平权”时代
▲资料图：工作人员在江苏省海安市政务服务中心靠前指导办事群众。图/新华社
我们常常问新朋友：“你是哪里人？”我们对答案的期待，有风土人情，也有价值判断。现实中，这不仅是籍贯的定义，更是你我所能享受到的政府公共服务的边界。
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全文不长，但字字句句说到流动人口的心坎上——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随迁子女教育按常住地保障、未落户人口纳入公租房范围……
而这也标志着我国公共服务供给逻辑正在发生一次重要转变：从“以户籍为中心”加快走向“以常住地为中心”。3亿多在异乡打拼的人，将有机会告别“身在一个城市，心却在另一个城市”的撕裂感。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策微调，而是我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后，对人口流动、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回应。对于承载着千千万万外来人口的城市而言，公共服务需要摆脱“你来自哪里”的负担，转而回答一个更有人文关怀的问题：“你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劳动、在哪里老去？”
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标志着我国正在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按身份分配资源”转向“按实际居住和实际需要配置资源”。这既是新型城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社会保障制度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这轮改革的本质，是让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户籍本位”转向“人本位”。当公共服务不再以“你是哪里人”为门槛，而只看“你在哪里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构建一个公正社会，正是我们国家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选择。
▲资料图：大量旅客从哈尔滨火车站乘车出行。图/新华社
打通人口流动障碍是道必答题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7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50%左右，两者相差近20%，背后是超过3.5亿的流动人口。
换句话说，我国14亿人口中每4个就有一个不在户籍地生活——外卖小哥在上海送餐，建筑工人在深圳建楼，快递员在广州穿街走巷，但曾经他们不被认可是“上海人”“深圳人”“广州人”。
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人口大规模流动已是常态。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从小城镇流向都市圈，本质上是资源重新配置、产业持续升级的必然结果。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扩张的增长模式已经过去，未来需要让人跟着产业走、跟着机会走、跟着服务走。
经济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人”。如果3亿多人在城市里连基本安全感都没有——孩子上学无门、生病报销折腾、社保断了接不上——他们怎么可能安心消费、放心买房、积极纳税？
这背后是一个朴素的经济学逻辑：不安全感会冻住钱包。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偏低，根源就在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
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实也是“内需激活器”——当人们知道自己有“靠山”，才敢花钱。取消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才能稳定流动人口预期，释放消费潜力。
所以，从公共服务保障上打通人口流动障碍，不仅是“政府做好事”，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答题。
▲资料图：求职者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零工服务中心内办理业务。图/新华社
社保难以转移接续是核心痛点
如果说教育、医疗、住房是流动人口最直接感知的公共服务，那么社会保障则是最深层、最容易引发长期不公平感的制度环节。
毕竟，社保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贯穿劳动生命周期的长期安排，任何中断、错配、损耗，都可能在退休、失业、疾病或工伤时集中暴露。
当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两大主要险种的覆盖率均已达到95%，标志着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也从“量”的增长走向“质”的提升。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问题的关键也不再是“有没有参保”，而在于“参保能不能跟着人走、能不能不断档、能不能算得清”。但现实中，流动人口在此方面常常面临多重困境。
比如，跨地区就业后，社保转移接续手续复杂、周期长、信息不透明，容易让人反复奔波。再如，单位缴费地、居住地、待遇领取地往往不一致，个人很难判断自己到底在哪儿形成了完整权益。
此外，很多人职业经历碎片化——灵活就业、平台用工、季节性务工、多地流动——缴费链条断断续续，最后容易出现“缴了很多年，领得不充分”甚至“想领却很难顺利领”的情况。
更深一层看，社保问题关乎制度信任。对流动人口而言，社保不只是“保底”，更是对未来稳定性的确认。
如果一个人今天在A地工作，明天去B地生活，后天又在C地退休，制度必须回答：钱是不是白交了？权益能不能累计？待遇能不能衔接？若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人口流动就会从“主动选择”变成“高成本冒险”。
转移接续最核心的痛点，是“制度分割”与“人生流动”之间的不匹配。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制度原本按行政区划和地方财政责任组织，但人口迁移却是跨区域、跨行业、跨身份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典型矛盾：人已经走了，权益却还留在原地；工作已经换了，手续却还要从头来过。这也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跨省务工人员，年轻时在沿海地区缴费，后来回到中西部老家生活，若接续不顺，养老金核算和待遇领取就会出现麻烦。
第二种是，城市间频繁跳转的职业人群，在多个城市轮换就业，虽然累计缴费不少，但每一段都不够长，最终容易在待遇归集上遇到障碍。
第三种是，灵活就业者和平台劳动者，他们的就业关系更分散、缴费更不稳定，最容易在转移接续环节吃亏。
例如，流动人群实际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回经济欠发达的流出地退休，就会出现退休金比在工作地退休领取待遇更低的问题。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并不了解，也算不清这笔账。
种种问题，都亟待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也才能真正从“量”的增长走向“质”的提升。
▲资料图：某地便民服务大厅里的社保办事窗口。图/新华社
用“养老平权”推动社保制度改革
要解决当前社保制度面临的这些现实问题，可能就需要“养老平权”。
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不同、资源禀赋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社会境遇不同，但我们都终将面临共同的经历——疾病、衰老、依赖。因此，我们需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人生下半场”的幸福与尊严。
随着我国社会文明更加进步，我们整个社会需要从政府、市场、社会到家庭推动公民的权益平等，包括社会保障、经济契约、社会文化、知行能力等方方面面。
其中，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部分，获取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是我们每个人的平等权利，不应因户籍、居住地、流动经历而被结构性区别对待。
当然，“养老平权”并不意味着全国所有养老待遇完全一刀切，也不是简单把各地标准拉平，而是要求在这个最基础、最刚性的民生领域，尽可能实现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和服务可及。
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城市里生活、缴费、养老，就应当能够在这里获得相应的制度支持，而不是因为没有本地户口而处处受限。其意义就在于，把“人在哪里生活”重新放回了制度中心。
对老年人而言，养老不仅是养老金领取，更包括就医便利、照护服务、社区支持、失能照料和长期护理。对很多外来务工者来说，他们在一个城市贡献了多年劳动，也在这里形成了家庭和社会联系，晚年理应获得与本地居民更接近的养老保障。
“养老平权”不是额外恩赐，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同富裕的自然延伸。更重要的是，“养老平权”表达了一种治理理念：不把人视为“流动的变量”，而把人视为“连续的主体”。
劳动是连续的，缴费是连续的，人生也是连续的，制度就应该尽量连续。只有这样，公众对养老制度的信任才会更稳固，消费和生育预期才更有支撑。
▲资料图：山东省惠民县孙武广场，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群众介绍相关服务。图/新华社
新政是民生改善更是制度升级
此次新政的关键，不只是“放开”，更是“落地”。
首先，要把“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真正落到基层政府的办事流程中，形成可执行、可查询、可监督的清单化标准，避免政策停留在原则表述上。
其次，要推动社保、医保、教育、住房保障等部门之间的数据互联和规则协同，让群众少跑腿、少证明、少反复提交材料。政策已经明确：推进全国统一社保服务平台建设，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可转换。
同时，要在养老、医疗等高频民生领域优先突破。尤其是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长期护理服务衔接等事项，最能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获得感。
比如，对灵活就业者、跨省务工者、平台从业者等群体，应设计更简洁的接续流程和更清晰的权益确认机制，减少因就业碎片化带来的保障断层。如果未来社保关系跨省转移能像微信转账一样便捷，流动人口的获得感会直线上升。
此外，也要兼顾财力承受能力和公平目标。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的潜意识里是“财政优先服务户籍人口”，因为转移支付按户籍算、政绩考核也按户籍算。打破这个惯性必须调整激励机制——让服务“新市民”成为地方发展的“加分项”，而不是“包袱”。
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不能简单理解为地方财政无限兜底，而应通过中央与地方事权、支出责任、转移支付和人口流入地公共资源的动态配置，形成“钱随人走、事随责走”的可持续机制。
只有把“人随服务走”与“钱随人走”协调起来，政策才能真正稳住。
对流动人口而言，真正重要的不只是能不能进城，而是能不能在城市里安心生活、连续参保、体面养老；对中国经济而言，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人流动起来，更是制度能不能把这些流动稳稳接住。
如果把这份意见落到实处，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就会从“人口管理的配套”逐步走向“人的发展平台”。这不仅是民生改善，更是制度升级。
接下来，各地都应将这份“纸面红利”逐步变成每个人手中实实在在的“养老钱”“看病钱”“读书指标”。无论如何，3亿多“新市民”的期待，不应再落空。
撰稿/冯润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