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叶道志1910年出生在湖北红安的一户农村家庭，他18岁投时身革命，是实打实从死人堆里拼出来的将领，1928年参加红军后扎根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指挥冷静、敢打硬仗，短短六年从普通战士一路升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红四军十师政委，属于徐向前麾下核心战将。

和叶道志同期同级的陈锡联，后来成为开国上将，按照战功资历推算，只要熬过抗战与解放战争，叶道志保底能获评中将。

全面抗战爆发国共达成合作，红军主力拆分整编：北方主力改为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当时新四军编制体量极小，全军总兵力仅一万余人，规模还比不上八路军一个主力师，为补强南方部队指挥力量，延安抽调大批红四方面军骨干南下支援，叶道志、陶勇、陈康（原名陈五和）都在这批名单里。

可抵达皖南云岭军部后，巨大落差彻底压垮了叶道志，原本的师级干部，先被安排为二支队四团副团长，只因平日里几句抱怨，又被降为军部特务营营长，日常工作只剩巡营、守卫军部，彻底脱离一线对日作战。

更棘手的是部队内部隔阂，新四军基层大多是福建、江西本地游击队员，方言完全不通，叶道志开展思想工作连沟通都做不到，满腔军事才华无处施展，常年孤立无援。

和叶道志境遇相同的还有特务营参谋徐长胜、补充营营长陈康，三人都是红四方面军老战友，常常私下喝酒倾诉委屈。

1938年7月底一个闷热夜晚，几杯米酒下肚，积压许久的苦闷彻底爆发，几人草率定下主意：不带正规调令，携带枪支直接北上投奔八路军，去华北正面战场抗日，临走只留下一张字条，写明奔赴延安抗日，丝毫没有投敌叛国的想法。

三人擅自离队的消息传到军部，军长叶挺震怒不已，彼时国共关系微妙，国民党处处盯着新四军抓把柄，战时干部带枪私自出走，极易被对手大肆渲染、动摇全军军心，叶挺当即下达追捕死命令，侦察科长李志高带队追击，在景德镇山区追上三人。

对峙现场矛盾瞬间激化，性格刚烈的徐长胜拒不归队，和追捕人员激烈争执，混乱之中中弹当场牺牲；醉酒无力反抗的叶道志被当场抓获，熟悉南方山林的陈康趁乱钻进深山，辗转数月平安抵达陕北延安。

被押回军部的叶道志自始至终不肯承认“叛逃”罪名，多次书面申辩：私自携枪离队是严重违纪，愿意接受任何降级、禁闭处分，但从未想过投靠敌人，只是想换去八路军前线杀敌，可军部为震慑全军、稳住外部舆论，依旧给他定下叛逃重罪，判决执行枪决。

得知判决结果，老战友陶勇心急如焚，开启了连续多日的奔波求情之路，他深知叶道志为人坦荡，历经无数生死绝不可能背叛革命，先是联合王必成、谭知耕等一众老红军联名上书，逐条罗列叶道志反围剿、长征路上的累累战功；又数次独自冲进叶挺办公室，甚至搬出许世友当年出走事件举例，直言主席都宽大处理，叶道志仅仅是内部调动诉求，罪不至死。

求情无果陶勇当众下跪叩头，斗争大会上公然为叶道志辩驳，还试图发电报向延安高层求援，四次奔走求情全被驳回，1938年8月30日清晨28岁的叶道志在云岭镇外被执行枪决，一生征战就此落幕。

三人的人生走向自此彻底割裂：徐长胜当场殒命、叶道志蒙冤被杀，侥幸抵达八路军的陈康只是接受简单批评，此后在129师跟随刘伯承、陈赓南征北战，百团大战、解放战争屡立大功，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2002年以92岁高龄离世。

这件冤案尘封四十五年，当年亲历者始终没有忘记，1982年身患重病的开国少将谭知耕，拖着病体写下详实报告递交徐向前元帅，完整还原1938年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明确提出叶道志只是违纪，绝非叛逃，应当恢复名誉、抚恤家属。

徐向前看完报告高度重视，随即推动全军复查工作，1983年10月21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下发复查决定：认定叶道志仅存在擅自离队的纪律过错，不存在叛变革命行为，撤销当年死刑判决，为其彻底平反、恢复革命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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