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对于19岁的蒋介石来说，是人生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他考入了浙江武备学堂，从奉化溪口的乡间少年，迈向了通往权力世界的台阶。

但在那之前，他先做了一件让自己母亲痛不欲生，也让后世史家侧目的事—他把怀着自己骨肉、已有八个月身孕的发妻毛福梅，打得流了产。

毛福梅比蒋介石大五岁。

这门婚事，是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一手包办的。老太太的想法很简单朴实：娶个大一点的媳妇，好生养，能持家，早点给蒋家添个孙子。

可婚后的日子，远没有毛福梅想象的那么美好。

蒋介石不是读书就是外出求学，在家的时候少之又少。两人成婚四年，毛福梅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旧式女子最大的罪过。

邻里议论，婆婆虽然嘴上不说，但眉宇间的焦虑，毛福梅看得一清二楚。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愈发地顺从、恭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位比自己小五岁的丈夫。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总有一天能换来丈夫的真心。

1906年，毛福梅终于怀孕了。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熬出了头。婆婆王采玉喜出望外，对她关怀备至。毛福梅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杆，不再听那些闲言碎语。

她沉浸在即将为人母的幸福里，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

可她不知道，此时的蒋介石，心已经不在这个家了。

1906年，蒋介石考入了浙江武备学堂。

新式学堂里的一切，对这位来自乡下的青年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西方的军事理论，日本的教习，还有来自各地的思想进步的同学。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像父辈那样，守着一亩三分地和一房旧式妻子过日子。

眼界开了，心也就野了。

每次回家，他看着毛福梅，越来越觉得不顺眼。这个裹着小脚、只知道唯唯诺诺、张口闭口“香火”“传宗接代”的女人，和自己脑子里那些新式理念、救国抱负，实在格格不入。

他开始厌倦回家，厌倦面对毛福梅。即便回去，也是冷脸相对，话都说不上几句。

毛福梅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但她一个旧式女子，能做什么呢？她只能用更卑微的姿态去讨好，用更柔顺的态度去挽留。

可越是如此，蒋介石就越瞧不上她。

那年寒假，蒋介石从日本回国探亲。

说是探亲，更像是例行公事。他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里了，整个人躁动不安，待了没几天就想着往外跑。

毛福梅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苦苦哀求他多留几日。她没指望丈夫能像别人家的男人那样体贴入微，只是想让他看看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听听孩子的胎动。

“你就不能在家多待两天吗？”毛福梅说。

或许是因为积压已久的委屈，或许只是单纯的失望，她的语气比平时重了一些。

就这一句话，触怒了蒋介石。

他暴跳如雷，对着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拳打脚踢。毛福梅倒地痛哭，起初还能挣扎，后来只觉得腹部剧痛难忍，血顺着裤腿流了下来。

她拼命喊婆婆。

王采玉闻声赶来，见到眼前的一幕，气得浑身发抖。她一边大骂蒋介石，一边让他赶紧去请郎中。

郎中来开了安胎药，可一切都太迟了。

当夜，毛福梅流产了。一个已经成形、再有四周便能见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没了。

老太太抱着毛福梅痛哭，指着蒋介石的鼻子骂了整整一夜。蒋介石跪在地上，一句也不敢回嘴——不是因为他知道错了，只是因为他不敢忤逆母亲。

而对于那个没能出世的孩子，对于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妻子，他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愧疚。

更令人心寒的是，这并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家暴，也不是最后一次。

后来毛福梅再次怀孕，生下了蒋经国。可蒋介石对这个为他延续香火的发妻，依旧没有任何温情。

他甚至以“革命”为由，多次提出离婚。 在他眼里，毛福梅就是他追求新生活的绊脚石，是一个需要被踢开的“旧包袱”。

191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毛福梅：“其（毛福梅）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他没有写自己动了手，只写毛福梅还了手。

1921年，在母亲王采玉去世后不久，蒋介石便毫不犹豫地与毛福梅离了婚，理由是“五次终出”。

这个跟了他近二十年、为他生儿育女、被他打到流产的女人，像一件旧衣服一样，被他丢掉了。

如果那个孩子没有流产，蒋家的历史会不会改写？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那个被蒋介石亲手扼杀在母腹中的孩子，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而那个被他打垮了身体、伤透了心的女人毛福梅，在离婚后依然守在蒋家老宅，伺候着婆婆的牌位，直到1939年被日军飞机炸死在家门口。

她死的那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只写了一句话：“家乡被炸，余妻毛氏被炸致死。”

1906年，蒋介石在学业和人生的轨道上加速狂飙，奔向了他的“远大前程”。

而在那条轨道的起点，被碾碎的，是一个旧式女人对幸福的所有幻想，和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

蒋介石后来权倾天下，成了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那个踹向怀孕妻子肚子的一脚，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洗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