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图拉的一次采访中,我遇见了一位名叫柳巴(Lyuba)的老奶奶。
她笑起来慈祥温和,却在不经意间提起了一个令我久久难忘的往事——她曾是古拉格劳改营中的一员。
那是她青春的坟墓,也是她见证“乌托邦梦境”破碎的地方。
柳巴奶奶说,直到斯大林死后的第二年,她才走出劳改营,重新看见自由的阳光。
那一天,她哭了,却不是因为喜悦,而是因为她已经不知道“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古拉格”(GULAG),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俄语缩写。
它并不是地图上某一个坐标,而是一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
从1930年到1960年,古拉格经历了多次更名,但这个缩写从未改变。
于是,“古拉格”成了一个制度性噩梦的代名词。
在教科书和文学作品里,人们往往提到古拉格的“迫害”“改造”“肃反”,却少有人注意到它更核心的本质:劳动。
古拉格不是监狱,而是一家庞大的国企。
它的“员工”是数百万没有工资的囚犯。
他们是计划经济的螺丝钉,是用生命铺设的产业链。

古拉格的雏形,来自苏联早期的肃反机构“契卡”。
原本是临时性劳改营,用于关押旧沙俄时代的“阶级敌人”。
但当斯大林上台后,一切都变了。
1929年,苏联的一五计划拉开序幕。
边疆荒凉,人烟稀少,没人愿意去开荒、修路、采矿。
于是斯大林想到一个办法:强迫囚犯去干。
那一年,苏共正式发布文件,决定“利用囚犯强制劳动”。
从此,古拉格成为苏联计划经济的一环。
一个被劳动、血汗和死亡浇筑的巨大帝国机器开始运转。

到1937年,“叶若夫时代”的清洗达到高峰,古拉格俨然成了“全苏第一大厂”,甚至比任何国企都庞大。
而到了卫国战争时期,女性囚犯的比例达到了12%到14%。
她们的“罪”,很多听起来像是笑话。
最常见的是——旷工罪。
战争时期的国防工厂几乎全是女性,男人都上战场了,连男犯人都被派去前线。
女人们被迫“007”全年无休。
有人累垮了,有人想逃离,结果被判5到8年劳改。
还有一种罪,叫做“妻子罪”。
只要丈夫被定为“人民公敌”,妻子就会被连坐。
1937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人民公敌之妻,一律劳改5至8年,其子女送往特殊孤儿院。”
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营,就是为这些“叛徒的妻子”建的。
那里冬天零下40度,夏天高达40度。
一个营房关300个女人,活着就是折磨。
她们被禁止给孩子写信,被禁止打听丈夫的下落。
很多人出狱时,才得知丈夫已被枪决、孩子死在孤儿院。

古拉格的管理者是冷血的政治机器。
他们的工作目标只有五件事:
1. 完成生产计划;2. 向上级汇报;3. 防止破坏;4. 维持劳动纪律;5. 控制平均死亡率。
注意,是控制死亡率。
死太少,说明劳动不够“彻底”;死太多,又怕完不成计划。
于是“合理死亡”成了一项制度化指标。
在这个逻辑下,人命只是数字。
连死亡都要计算成本。

在古拉格,连女人的生理都成了生存难题。
生理期没有假期,没有护理。
连续三个月体力劳动,男人变废人,女人变死人。
卫生巾是奢侈品。
女人们只能用布条、棉线自己缝。
在劳改营里,卫生巾成了硬通货:可以换面包,可以换一点温情。
有女共产党员在营里“工作”,劳改犯们会偷偷为她们做卫生巾。
而作为回报,她们会分出一块面包。
那一刻,政治身份消失了,只剩下女人与女人的互助。
或许,那是古拉格最隐秘的一点人性。

叶夫根尼娅·金兹堡的《科雷马的回忆录》里,她写下了劳改营中的一段爱情。
她爱上了一位男囚犯,为了送他一份礼物,她学会了刺绣,亲手绣了一个枕头。
这段爱情,像极了《芙蓉镇》的片段。
即使人不被当人看,但人性仍渴望爱与被爱。
也有残酷的故事。
一个16岁女孩被判劳改10年,罪名是——“在纳粹占领区与德国人发生关系”。
无论自愿或被迫,她都被视为“脏了的斯拉夫女人”。
她被剥夺人籍,只因她是女人。
还有一位年轻女演员,因“资产阶级趣味”被捕。
她努力让自己变得邋遢,却仍被男囚掳走、虐待。
几个月后,她怀孕,自杀。
现实,比小说更残酷。
七、地下室的人,与玻璃房的梦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想造一个“玻璃房子”般的新人类社会,一个没有阶级、没有贫富的乌托邦。
但正如托尔斯泰说的:“要建天堂,必先造地狱。”
古拉格,就是这个地狱。
那些被称作“阶级敌人”的人,被碾成了维持计划经济的燃料。

1960年,古拉格被正式裁撤,但劳改的影子仍笼罩着整个苏联。
1979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
反战诗人娜塔莉亚·拉扎列娃呼吁“母亲不要送儿子上战场”,随即被克格勃投入劳改营。
在营里,她结识了诗人伊琳娜·拉图辛斯卡娅,她们的友谊,最终比苏联更长久。
1991年,苏联解体。
古拉格这场人类共同的噩梦,终于被写入历史。
九、再访苏联:记忆的双面去年夏天,我在西伯利亚遇到另一位老奶奶。
她怀念苏联的年代,说那时生活平价、物资充足、人民团结。
她的餐厅像个苏联博物馆,菜价和装修都停留在红色岁月。
我知道她的怀念是真挚的,但她不知道,那个她怀念的“美好苏联”,是建立在另一群女人的血泪之上的。

柳巴奶奶在讲完她的故事后,沉默了很久。
她说:“我年轻时,以为劳改是改造人。后来才知道,那是消灭人。”
她的手上还有旧伤的印痕,那是她在西伯利亚伐木时留下的。
如今她已九十多岁,仍然坚持每天走到教堂门口,点上一支蜡烛。
她说,那不是为自己祈祷,而是为那些没能活下来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