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18日，江西广昌县，数架武装直升机在空中徘徊，3万人的武装部队在地面集结推进。这不是演习，出动2个师的兵力就是为了抓捕两名悍匪。 数架武装直升机在江西广昌县的上空盘旋，地面上3万人的武装部队正在集结，四道封锁线已经拉开。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演习——这是为了抓捕两个持枪杀人、罪行累累的悍匪。 这一切，都要从1983年初的一个寒冬说起。 1983年2月12日，农历大年三十，沈阳空军463医院灯火通明，人们正在准备迎接春节。 然而，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却在这一天，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兄弟二人潜入医院小卖部盗窃，偷得些许财物后准备溜走，但不巧被医院职工发现。眼看无法脱身，二王兄弟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打死4人，打伤3人，随后仓皇逃离。 为什么他们如此冷血？又是从哪里弄来的枪？ 早在1979年，兄弟俩通过各种非法渠道，盗得数把手枪和子弹，为日后犯罪埋下了祸根。此后，他们没有走上改邪归正的路，而是逐渐深陷犯罪泥潭。 杀人后，二王迅速南下，开始了一段长达7个月的逃亡生活。一路上，他们流窜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等多个省份，持枪抢劫，杀人无数。 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都在全力追捕，但二王凭借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多次从警方手中逃脱。为了尽快缉拿他们，1983年5月17日，公安部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张悬赏通缉令，动员全国人民举报他们的行踪。 他们为何如此凶残？他们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其实，二王兄弟的犯罪轨迹早在童年时就埋下了伏笔。父母对他们的溺爱和纵容，使得兄弟二人自幼便染上了偷盗习惯。尤其是母亲，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在他们违法时帮助逃避责任。 小时偷针，长大偷金。随着年龄的增长，二王兄弟的犯罪行为逐渐升级，最终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1983年9月初，江西广昌县的一名干部偶然发现了两名操东北口音、形迹可疑的男子。经过多日的紧张搜查，警方在他们遗落的背包中发现了枪支、手榴弹和大量现金，确认这就是全国通缉的“二王”兄弟。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深山老林中抓捕这两个穷凶极恶的罪犯？ 公安部迅速调集3万多名解放军、武警、公安民警和民兵，组成四道封锁线，围剿旴江林场。武装直升机在林区上空巡逻，地面上，士兵们逐步推进，誓要将二王缉拿归案。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搜捕行动。正是由于二王的凶残和极强的反侦察能力，才让如此庞大的兵力成为了必要手段。 9月18日，经过数日的搜山，前线士兵终于发现了二王的藏身之地。王宗玮在试图逃跑时被武警击伤，警犬扑上去死死咬住他，他最终被擒。而哥哥王宗坊仍不肯投降，开枪射杀了一名正在联络的武警参谋，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随后，王宗坊被击毙在山中。 至此，长达7个月的全国大追捕终于落幕。 “二王案”不仅是一次惊天动地的缉捕行动，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治安形势的一次警示。 1980年代初，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犯罪率的上升。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尤其是在经济、文化巨变的背景下，像“二王”这样的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此次事件让国家意识到，治安和法律的执行力度亟待加强。因此，案件发生后，国家迅速加强了对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公安系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升级。 “二王”的悲剧，其实早在他们年少时就埋下了种子。 王宗坊、王宗玮的家庭本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师。按理说，这样的家庭应该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但事实恰恰相反。 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父母的纵容是关键。小时候的偷盗行为没有被及时制止，反而被包庇，这使得二王兄弟逐渐习惯于逃避责任，走向犯罪的深渊。 正如《左传》里记载的“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阅’”，社会的法治和家庭教育息息相关。如果家庭不能在孩子犯错时及时纠正，社会法治也未能有效监督，个人的犯罪行为就会越发猖狂。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学校，父母的教育至关重要。像“二王”这样从小被放纵、没有底线的成长环境，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二王案”后，公安机关进行了深刻反思。全国范围内加大了打击暴力犯罪的力度，逐步设立了特警、巡警等专业队伍。 技术手段也不断升级，尤其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110报警系统逐步推广，悬赏通缉制度也逐渐完善。 这次事件还促进了全国范围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从城市到乡村，社会治安网络逐步延伸。 从1983年2月12日的沈阳枪杀案，到9月18日在江西广昌的击毙，二王兄弟的犯罪生涯宣告结束。虽然他们曾凭借枪支和暴力在多个省份横行霸道，但最终，法律和正义的力量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