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侦查部长欧阳毅回延安途中靠写字混口饭吃，这天，一敌兵猛地夺下他的笔：“跟我走吧，我们团长请你去赴宴！”欧阳毅心中一惊：“鸿门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7年秋的一天，一支派克金笔静静地躺在延安的一张旧木桌上，笔身早已磨损，笔帽也不知去向，墨水干涸，像是久未上阵的士兵，但在场的几位老战士看到它时，神色复杂，因为他们知道，这支笔不是普通文具，而是一位红军侦察干部从死亡线上带回来的“利器”。 这支笔属于欧阳毅，西路军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西路军失败后，他与部队失散，只身在西北大地上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归队路，那时，敌人密布，马家军和国民党地方武装层层设卡，整个河西走廊成了红军残部的猎场，欧阳毅深知，穿着军装寸步难行，于是脱下军服，用随身剩下的几件旧衣换了破烂的百姓衣裳，改头换面，混迹在流民之中。 在一次突围中，他与几位战友被迫躲入一处山洞，敌军沿山搜索，火把的光像水波一样涌来，他们知道，山洞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欧阳毅当机立断，把所有文件和干粮装到仅有的一匹战马上，拍马冲下山坡，敌人误以为重要目标正逃跑，全力追击，围堵圈出现了空隙，他们趁机逃出，躲入更深的山中，那次侥幸逃脱，靠的不是枪，而是冷静与策略。 几日后，战友各自分散，他与年轻的警卫员小张结伴前行，两人穿越沙地、翻越黄土高坡，靠乞讨维生，沙地里昼夜温差极大，白天热得眩晕，夜晚冷得发抖，他们的脚底起泡，口唇干裂，一天能讨到几颗豆子就算运气好，有一次，他们靠近一个大户人家，想讨点吃的，结果被放出来的恶狗咬伤，欧阳毅腿上血流不止，却只能忍着痛离开，后来他在村口躺下，故意喊出“狗咬死人”的话，引来村民围观，地主怕惹事，匆匆送出两碗米饭打发他们，这两碗饭成了他们撑过那段极度虚弱日子的关键。 再往东走，越靠近黄河，敌人越多，检查更严，他们听说海原县可能有红军活动，于是决定冒险前往，路上，欧阳毅始终携带着那支派克笔和一枚瑞士怀表，这是他过去军功的象征，可这些东西既值钱，又危险，一旦被搜出，就等于暴露身份，为此，他将它们包好，藏在干粮袋最底层，上面盖满了发臭的馊饭和烂菜，果然，在一个渡口被盘查时，士兵嫌恶心，草草翻了翻袋子便放行了，恶臭成为他最意外的一层保护。 穿越黄河时，一位撑羊皮筏子的老汉默默把他送过河，欧阳毅想用怀表酬谢，老汉却拒绝了，他说，这不是第一次帮红军，过去也送过几个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他不愿拿红军的东西，只希望他们能活着回去，那一刻，欧阳毅第一次真正体会到，那些沉默的百姓，是红军最深的依靠。 过河后，他继续前行，最终来到靖远县许家湾，一个小村庄，靠近集镇，他已经极度疲惫，脸上风霜满布，双手冻裂，眼镜布满灰尘，一个院落门口贴着红纸对联，他靠着门槛坐下，闭眼休息，屋主是村里一位文化人，看到他字写得好，便留他帮忙写春联、代笔写信，欧阳毅本不愿暴露，但实在太累，也太饿，便勉强应下。 集市上，他摆了个小摊，写字换食物，有时是写封家书，有时是帮人抄佛经，因为字写得好，他渐渐有了点小名气，但他始终小心，不透露真实姓名，只自称“张先生”，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身影从人群中一闪而过，那眼神让他心头一震，果不其然，那人是旧识——西路军将领王树声，两人没有多言，只在夜晚偷偷会面，简短的交谈后，欧阳毅将自己攒下的大部分盘缠交给王树声，送他从后窗离去，第二天，房东的弟弟带着保安团士兵冲进来抓人，欧阳毅斥责他们信口开河，又塞了些钱给领头的士兵，对方没抓到目标，只好作罢，他知道，自己也不能再停留，连夜离开了许家湾。 之后的路程，他尽量避开人群，靠写字换饭，也靠捡拾野菜、烤树皮度日，他不再穿整洁衣裳，不再戴眼镜，把自己打扮得像真正的流民，只有在夜晚，他才会偷偷取出那支笔，在墙角、残纸上练字，他说过，字不能丢，哪怕身处泥泞，也要心里有光。 几个月后，他终于抵达延安，那时的他，瘦得皮包骨头，穿着旧长衫，脚上是脱线的布鞋，背上背着那个臭烘烘的干粮袋，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因为他靠一支笔，换来了不少人的饭食，他走得慢，但走得稳，他没有枪，但他活了下来，他向组织汇报了西路军的情况，讲述了沿途看到的百姓疾苦、敌人布防，以及战友的下落。 后来，他被任命参与抗战指挥，许多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只写了八个字：“字可救命，信仰如刀，”那支派克笔也被他保留下来，成了他一生最珍贵的纪念。 信息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欧阳毅：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