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铁了心想驱逐中国外交官，还打算动用强制手段，日本想要干什么？   11月12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向首相高市早苗建议，如果中国不努力解决驻大阪总领事薛剑言论问题，日方应采取强制措施，宣布其为不受欢迎人物，包括驱逐出境。   日本外务省消息人士透露，自民党内部认为薛剑的言论“超出了外交官应有的界限”，但具体何种言论触怒日方，双方都未明确说明，这种信息不透明反而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这次外交争端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对华政策整体转向的表现，近年来，日本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对华强硬姿态：   安全领域，日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突破传统占GDP1%的限制，并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明确指向应对“中国威胁”。   外交领域，日本积极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同时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构建对华战略包围网。   经济领域，日本推动供应链“中国+1”战略，资助企业将生产线撤离中国，减少对华经济依赖。   价值观领域，日本更频繁就涉疆、涉港、台海问题发声，姿态较以往更为主动。   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是推动对华强硬的重要因素，自民党内的保守势力近年来影响力上升，而高市早苗本人就是日本政坛右翼代表，以对华强硬著称。   政治分析家指出，日本政客常通过展现对华强硬姿态来积累政治资本，随着党内权力格局变化，各派系在对外强硬度上存在某种“竞争”，推动日本整体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   同时，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日趋负面，公众对华好感度持续低迷，为政府对华强硬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日本正试图在亚太区域秩序重塑过程中抢占有利位置，随着中国崛起，日本传统区域影响力受到挑战，因此通过强化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等方式维持自身地位。   在台海问题上，日本立场也发生微妙变化，高层官员多次提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凸显其对台海局势关切度上升。   尽管政治关系紧张，中日经济纽带依然紧密，中国长期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超过3700亿美元，数千家日本企业在华经营。   这种经济相互依存使得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不得不谨慎权衡，也解释了为何此次风波中，日本政府仍留有余地，要求中方“先解决问题”再考虑进一步行动。   观察人士认为，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一方面，日本战略界对华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战略挑战”，另一方面，双方都意识到冲突对抗的巨大成本。   此次外交风波可能以低调方式解决，但也可能是更大风暴的前兆，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而有效的沟通机制却在减弱，增加误判风险。   这场外交风波表面看是外交官言论引发的争端，实则反映了中日关系的深层变化，我认为，日本对华强硬姿态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战略调整。   日本正面临一个根本性困境：如何在一个由中国主导经济增量的亚洲，维持自身地位和影响力？这种困境导致日本外交呈现出某种“分裂人格”，经济上无法脱离中国，安全上却全力联美制华。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对华政策转变比许多人预期的更为彻底，从安倍时期的“战略模糊”到如今的“明确选边”，日本似乎已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   这种选择不仅基于安全考量，也源于日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作为一个曾经领先亚洲、如今面临相对衰落的强国，日本急需在区域秩序中找到新定位。   对中国而言，简单将日本行为归因于“追随美国”可能过于片面，日本有其独立战略逻辑和国家利益考量，且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可能走在美国前面，例如在半导体出口管制、关键基础设施排除华为等问题上，日本实际上是先行者而非追随者。   中日关系的悲剧在于，当中国经济实力不足以与日本平等对话时，日本未能真正尊重中国，而当中国综合国力超越日本时，两国又陷入了战略猜疑的螺旋，如今，中日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常常被低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国民感情恶化等因素相互交织，使理性对话空间不断收窄。   我认为，未来中日关系可能进入一个“摩擦常态化”阶段，类似这次的外交风波将更加频繁，双方需要建立新的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单一事件引发关系螺旋式下滑。   同时，中国也需要思考如何与一个“不再特殊”的日本相处，既不过度重视其立场而自缚手脚，也不轻视其影响力而错判形势。   中日关系的真正出路或许在于找到超越历史恩怨和现实争端的新合作基点，如气候变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的经济整合、人工智能治理等新兴领域，只有共同创造新的合作增量，才能避免在存量竞争中日渐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