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曾扩情被释放回南京，刚下飞机就见戴笠带着十几个特务等候。戴笠说：“扩大哥，对不住了，校长让我抓捕你。”

曾扩情心里咯噔一下，他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在西安那阵子，他看着张杨二位将军和委员长僵着，心里急得冒火。他给黄埔时的老兄弟们写信，劝他们别喊着要打，又写了封信让张学良转给委员长，说都是中国人，枪口别对着自己人。这些事，他知道委员长知道了肯定不痛快，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戴笠把他带到一个院子里，不算牢房，就是出不去门。每天有人送饭，还能看看旧报纸。他白天就坐在院里石桌上发呆，想起当年在黄埔，自己考了第二名，校长拍着他肩膀说“好好干”；想起东征时腿被子弹打穿，兄弟们背着他跑了十里地。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做大事，可现在关在这里，算什么呢？

关了一年多，有天戴笠又来了，说“胡老弟他们联名保你，校长让你去第三战区”。他没多问，收拾了个包袱就走。到了前线，他没住指挥部，找了个老乡的破屋住下，天天往战壕里钻。士兵们见他一个“大官”跟他们一起啃窝头，都挺稀奇。他不搞那些“不成功便成仁”的空话，就问士兵家里几口人，种几亩地，写出来的东西士兵们看了都说“这才是说人话”。

抗战打完，有人拉他去南京当官，他摆摆手。他说想回四川老家，办个小学。他拿出攒的钱，在县城边盖了几间土房，招了些穷人家的孩子。他教孩子们念书，也教他们“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后来局势乱了，胡宗南派飞机来接他，说“扩大哥，跟我走，给你留了位置”。他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跑，摇了摇头。

解放后，他跟政府说了自己的过去，说“我以前做错不少事，现在想教书赎罪”。政府让他继续教书，后来还让他整理过去的事。他写东西实在，不添油加醋，有人说“你就不能往自己脸上贴点金？”他笑笑，“啥样就是啥样，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晚年他跟孩子们说，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没跟胡宗南走，不然哪能看着孩子们长大。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想起戴笠那句“对不住了”，心里挺复杂。说恨吧，戴笠也是听命令；说不恨吧，那扇关了他一年多的门，总在眼前晃。人这一辈子，好像总在选路，选对选错，到最后能心安，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