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后半生辗转到香港，与上海女子携手生活，广东妻子却十年苦等待丈夫归来，这段经历你了解吗？
1951年2月，罗湖桥的关闸第一次彻夜无灯。人们肩挑背扛，期望在最后的通行令生效前挤进香港。叶问没有出现，桥那头站着的是提着行李的张永成，她拉着几个孩子，回望深圳方向，咬牙掉头。有人轻声问她：“你真不走了？”她只回一句，“家在佛山。”一句话，像钉子，钉进风声里。
追溯十几年前，佛山的大宅院里还是另一番光景。叶家是做丝绸的，少年叶问衣锦玉食，却偏爱在巷口木桩前挥拳。那年他十六岁，被长辈送去香港圣士提反书院读书，课余跑到梁壁门下学咏春。拳脚划破空气的声响，比课室里的英文更能令他血脉贲张。有一次，梁壁看他偷懒，抬手就是一掌，“耍花架子，不成器！”后来流传的刚劲打法，正是那掌留下的疼教会他的。

学成返乡后，他娶了彼时最名噪一方的张氏闺秀。婚宴热闹，花轿抬进叶家门，锣鼓声盖住了街头议论：富家子配大家闺秀，天作之合。两口子相继得子，日子像老式留声机里转着的粤曲，平稳又悠扬。可1938年秋，日军南下，佛山失守。仓皇之间，叶家仓库被烧，两名尚在襁褓的女儿因饥饿病亡。张永成抱着剩下的孩子守着残破庭院，邻居送来一碗稀粥，她含着泪推给儿子：“阿准，先你吃。”那一粒米落在碗里，像是砸进心口的石子。
生活的缝隙越来越大，叶问只得南下闯荡。香港仍在英方管辖，工商业渐有起色，他带着一副木人桩、一套拳，栖身同乡会的阁楼。最初，学拳的多是苦力和电车工人，学费几块钱一月。叶问却耐心示范：“手要贴身，招要省劲。”一句话往往重复到暗夜。街坊说，他出拳带风，收手能闻骨节微响，像笋壳炸开。没多久，徒众日增，铜锣湾那间小武馆门前每晚都排队。

1950年秋，张永成带着孩子漂洋过海来探望。那顿团聚饭吃得极节省，先把零钱摊在桌面上，才点了最便宜的粥粉。可回乡的船票还是买定了——生活在香港的成本，哪是这位在佛山操持家计的主妇能承担的。临别时，她摸着丈夫掌心的老茧，轻声说：“好好顾身子。”叶问只点头，没应声。
边境封锁后，叶问寄钱成了惯例。信封薄如蝉翼，隔着海风飘进佛山。张永成用最精细的算盘敲下每一分开销，买米、添柴、修旧屋，一笔不敢多用。有人劝她再嫁，她摇头：“他还在。”话音落下，她把信纸折得整整齐齐，像压着一份不可言说的执念。

香港另一端，叶问却在适应另一套节奏。武馆搬进了油麻地的唐楼，晚间训练毕，灯火摇曳，他偶尔靠在门框吞云吐雾。鸦片在当时的唐楼并不稀奇，很多外省搬来的孤身汉，都靠这点麻醉淡泊乡愁。一天夜里，徒弟敲门，见屋内女人递茶伺炉，嗓音带着沪腔。徒弟侧目，低声道：“师傅，这位是？”叶问挥了挥手，“朋友，别多问。”自此，屋里多了一双绣花鞋，也多了檀香气。
岁月在佛山的青石砖上刻下一道道裂缝。张永成操劳成疾，起初只咳，后来连着夜里都喘不过气。那天傍晚，叶准在后院练拳，木桩碰撞，“嘭、嘭、嘭”，如同钟声。她倚在门框，嘴角泛白，低声说：“听见没？你爹还在打拳。”话音未落，身子已滑坐在门槛，再也没起来。邻居们说，她是听着桩声走的，像是心里留下最后一点牵挂。

消息传到香港，叶问沉默良久，只让徒弟把馆里的木桩搬进内室。有人问他要不要回去奔丧，他摇头：“回不去了。”那一年，他五十多岁，正要筹建第二家分馆。汇款照旧，但信里再无抬头的“贤惠之妻”，只剩一句简单问候：“一切好。”此后，他在港又教了十多年拳，门下弟子百余人，其中有位叫李振藩的青年，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李小龙。
1972年冬天，叶问在弥敦道的诊所里停住了呼吸，终年七十九岁。遗物里除了一袭洗得发白的棉背心，还有那只残缺的木人桩；桩身遍布凹痕，仿佛能听见旧时佛山院子里回荡的清脆声响。再无人知，那声音曾是一个妇人心底最后的依靠，也是一代宗师漂泊半生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