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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儿女:归国赤子心,两代人的无悔家国路

提到“中国航天”,有一个名字永远无法绕开——钱学森。他是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

提到“中国航天”,有一个名字永远无法绕开——钱学森。他是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元勋”。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曾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正是这位让美国政府不惜以软禁相阻挠的科学家,在1955年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用自己的学识将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时间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他的爱国情怀与科学成就早已载入史册,而他的一双儿女——钱永刚与钱永真,在父亲的影响下,于特殊年代历经风雨却始终坚守,用另一种方式续写着家族的家国情怀。

1911年,钱学森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钱均夫是教育家,母亲章兰娟是大家闺秀,良好的家庭氛围让他自幼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1934年,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次年以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身份远赴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他展现出惊人的科研天赋——仅用一年就获得硕士学位,随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火箭推进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他与导师共同提出“卡门-钱学森公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的经典理论;28岁时就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二战期间,他参与了美国军方的“曼哈顿计划”,负责火箭推进系统的研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时的钱学森,在美国拥有优渥的生活、顶尖的科研条件和崇高的学术地位,是学界公认的“明日之星”。

然而,钱学森始终心系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美国,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对妻子蒋英说:“我们该回去了,祖国需要我们。”可他的归国愿望很快遭到美国政府的阻挠——美国移民局以“涉嫌共产主义活动”为由吊销了他的安全许可证,禁止他参与任何科研项目;随后又将他软禁在家,派人24小时监视。在软禁期间,钱学森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但他从未放弃回国的念头。他偷偷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写信,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这封信辗转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经过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登上了返回祖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当轮船驶离美国西海岸时,他站在甲板上,望着远方的祖国方向,眼中满是憧憬。

回到祖国的钱学森,立刻投身于国防科研事业。他牵头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院长。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科研条件极其简陋: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就用算盘计算数据;没有专业的厂房,就将旧仓库改造成实验室;没有外文资料,就亲自翻译整理。钱学森带领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饿了就啃干粮,累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发射,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70年4月24日升空。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钱学森的智慧与付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国效力”的誓言。

与父亲全身心投入科研不同,钱学森的一双儿女钱永刚、钱永真在回国初期却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困境。钱永刚出生于1948年,钱永真出生于1950年,两人都在美国加州出生长大。回到祖国时,钱永刚7岁,钱永真5岁,他们对中文几乎一窍不通,对中国的生活习惯也完全陌生。起初,他们对父亲口中“充满希望的祖国”充满好奇,但很快就被现实泼了冷水。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钱学森虽然是科研骨干,但他的儿女也受到了牵连。在学校里,钱永刚和钱永真因为“美国出生”的背景,常常被同学孤立;他们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还装着《毛主席语录》,每天要背诵“老三篇”;放学回家后,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自由玩耍,而是要帮着邻居打扫卫生、参加集体劳动。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随着后来动乱的爆发,学校停课,他们连正常的学业都无法完成。

动乱期间,钱永刚和钱永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当时钱永刚18岁,钱永真16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却不得不扛起锄头,在田间地头干农活。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插秧、割稻、挑粪,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晚上回到简陋的土坯房,浑身酸痛,却连一盏像样的灯都没有。而此时,他们的堂兄堂妹们大部分留在了美国,有的进入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深造,有的在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顶尖科研机构工作,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

面对这样的落差,钱永刚和钱永真也曾迷茫过、痛苦过,但他们从未抱怨过父亲的选择。母亲蒋英常常安慰他们:“你们的父亲是为了祖国,我们作为家人,要支持他。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不放弃学习,总有一天能重返校园。”在母亲的鼓励下,钱永刚和钱永真在劳动之余,偷偷藏起课本,利用休息时间自学。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钱永刚和钱永真欣喜若狂。此时的钱永刚已经29岁,钱永真27岁,他们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高考。由于多年没有系统学习,他们备考的过程异常艰难——钱永刚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挑灯夜读,常常学到凌晨;钱永真则一边帮母亲做家务,一边复习功课。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钱永刚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钱永真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

进入大学后,钱永刚和钱永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钱永刚深知自己基础薄弱,比其他同学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别人每天学习6小时,他就学习10小时;别人周末休息,他就泡在图书馆里。毕业后,他又考取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硕士研究生,随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获得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国防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任教,后来担任南京理工大学荣誉院长、兼职教授,致力于国防科技教育事业,将父亲的科研精神传承下去。

钱永真则在母亲蒋英的悉心指导下,在音乐领域崭露头角。蒋英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有着深厚的音乐造诣。她对钱永真要求严格,从发声技巧到音乐理论,都倾囊相授。钱永真也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她的嗓音清澈明亮,演唱风格细腻动人。大学毕业后,钱永真留校任教,成为一名音乐教育家,她不仅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人才,还致力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推向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钱永刚和钱永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他们的海外亲属也早已成为各自领域的精英。有一次,钱永刚的一位堂兄从美国回来探亲,看到钱永刚住的房子还很简陋,工作也很辛苦,不解地问他:“当初要是留在美国,你现在可能已经是知名教授、百万富翁了,后悔吗?”钱永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后悔!美国有美国的好,但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为能在这里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自豪。”

钱永真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一次,她在国外参加音乐交流活动,一位外国友人问她:“你父母都是顶尖人才,你要是在美国长大,肯定能成为世界级的歌唱家,可惜吗?”钱永真笑着说:“不可惜。我在中国学到的不仅是音乐,还有家国情怀。能在祖国从事自己热爱的音乐教育事业,我很满足。”

在钱永刚和钱永真看来,父亲钱学森的选择早已为他们树立了榜样。钱学森回国后,放弃了美国的优渥生活,甘愿过着简朴的日子——他的衣服总是缝了又缝,鞋子磨破了底才舍得换;他把自己的稿费和奖金全部捐给了科研事业和教育基金,自己却连一块像样的手表都没有。父亲常对他们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多少贡献。”这句话,深深烙印在钱永刚和钱永真的心中。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临终前,他最牵挂的还是祖国的科研事业,他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中国的教育要培养创新型人才。”钱学森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间,尤其是在他的儿女身上得到了传承。

钱永刚退休后,全身心投入到钱学森精神的传承与普及工作中。他牵头成立了“钱学森图书馆”,整理出版了《钱学森文集》,还经常到高校、中小学举办讲座,讲述钱学森的爱国故事和科研精神。他说:“父亲的精神是我们家族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他、学习他。”

钱永真则继续在音乐教育领域耕耘,她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技能,更注重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她常常对学生说:“音乐不仅是艺术,更是传递情感、凝聚力量的工具。我们要通过音乐,唱出对祖国的热爱,唱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钱学森与他的儿女,用两代人的坚守诠释了“家国情怀”的真正含义。钱学森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放弃了海外的一切;钱永刚和钱永真为了支持父亲,甘愿在特殊年代历经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的传承,不是财富的继承,而是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