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天皇寺，住了四个月左右，摄大乘论与阿毘昙论，先后各讲了三遍。

但法会的盛况，始终不曾稍衰，这是玄奘第一次独自讲经，幼狮初吼，已经不同凡响。

讲经法会结束，玄奘就行脚北游，寻访先进大德，效法善财童子，遍参知识。

首先至赵州礼道深法师，亲近约十个月，学完了成实论。随后到相州慈润寺，参礼慧休法师，质疑问难，并学杂心、摄论。

承事慧休法师，大约也有八个月之久，据道宣律师称赞玄奘智慧之高，记忆力之强。

大约在武德八年（公元六二五）春间，玄奘回到了长安，驻锡于大觉寺，先跟道岳法师学习俱舍论。

玄奘不论学什么，都是一闻便悟，过目不忘，不像一般人，要花费许多时间。因为悟性高，记忆力强，所以能幽奥独明，微义独悟，这是别人不能企及的。

当时在长安，另有两位名望最高的大德，就是法常和僧辩二位法师。他们都是精通大小乘经论，戒行清净的高僧，也是京城的法匠，为缁素四众，所共宗仰。

法幢高树，名扬海内外，到他们那里参学的道俗人等，是很多的。这两位大德虽然博通诸经，但特别喜欢讲摄大乘论。

玄奘听讲这部大乘论典，已不止一次二次，自己也会宣讲过。现在既然到了长安，又遇著特精此论的大法匠，仍然恭谒求教，精益求精。常辩二位大德，也极愿意倾囊相授，只讲一遍，玄奘就全得二位法匠的精髓。

二位大德得这样的高徒，也感无限欣慰，当面讚许大师说：“你可说是佛门的千里驹，将来大弘教化，续佛慧命，就看你了。可惜我们都已老迈，恐怕不能亲见你高树法幢。”

玄奘既深得常辩二位大德的嘉许，一般人更不能不另眼相看，所谓“一经品题，身价十倍”，这位年轻的法师，立即轰动了京城，成了大众瞩目的偶像。

他自出家以来，就潜心圣典，穷研精究，不遗馀力。

在十数年的岁月里，不但对于大小乘经论，研读已遍，且又参遍了国内各位大善知识，尽得各师的精微。

然而详考各家之说，以虽各有所宗，各具胜义，但与当时已译出的经论，作深入的比较分析，却发现彼此之间，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差异。

到底谁是谁非，孰正孰邪，实在难定取捨，令学人有无所适从之憾。

对于这些疑惑，玄奘虽一再苦思精究，终难自得正解。因想到我佛说法，达四十多年，所演经论，自然很多，但已由梵文译成华语，而流传国内的，乃係少数的少数。

况华梵翻译之间，错误必所不免，加之中印交通不便，往返艰险，中途散失或毁损不全的，谅想也有。

欲求冰释羣义，使佛法在中国更加完善，非亲至印度求法不可，于是大师有了西游的动机。

当年由中国赴印度，无论是由水路，或是陆路，都是艰危万分。

我国僧徒，为了到印度求法而死在中途的，不知有多少。

玄奘既然参遍了国人的各位大善知识，发现很多的异说，使人有不知适从之叹！若不亲赴印度，求取更多的大经大论，广爲翻译，必然难定是非。

因此，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下定决心，誓必亲赴印度，求取大法，广参佛国宿老。

当时玄奘正是二十六岁的青年，也是求道心最强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