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夫　张树成

《革命军》作者邹容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为16开本，共编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附录〕：张篁溪所作的《苏报案实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资料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3年的五年之中，曾四次阅读《革命军》。毛泽东还在《革命军》一书邹容肖像旁题诗曰：

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

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这首诗本是章太炎在狱中赠邹容的，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也曾引了此诗。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与原诗比，毛泽东改了两个字：一是将“小弟”写成“小友”，二是将“须”字写作“当”字。邹容比毛泽东大8岁，因此，毛泽东称邹容为“小友”。

由这件事，不禁使人想起了当年的“苏报案”以及章士钊，特别是毛泽东对章士钊和他的《苏报》所作的极高评价……

1902年春，章士钊到南京投考陆师学堂学习军事。在这里，章士钊是陆师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章士钊一边上学，一边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将来为国效力。1903年4月初，章士钊来到上海。由于章士钊曾是陆师的优等生，所以在爱国学社中，被聘为军事教习。在爱国学社，章士钊与章太炎、邹容、张继成了莫逆之交，结为兄弟，“要以光复汉族为事”。章士钊除组织指挥操练、参加学习外，还经常写一些杂评向《苏报》撰稿，鼓吹革命。

1903年5月，《苏报》负责人陈范聘请22岁的章士钊任《苏报》主笔。这正合章士钊的心意。在当时，章士钊与章太炎、邹容等已认识到“革命非公开倡言不为功”，正深苦上海言论界沉寂，革命志士只有秘密宣传品而无公开的言论机关，渴望有一个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以供“怒意发挥”，以振奋人心，推进革命事业。

由于有了进攻的阵地，章士钊一就任，便大刀阔斧地改革《苏报》。遂“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发纵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上任伊始，就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为宗旨，并对报纸进行大胆的改革。《苏报》一改革，就发表了章太炎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的精彩部分，即骂光绪皇帝的一大段文字，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名刊载出来。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名字尚不可提及，哪能指骂，但章太炎则根本不管这些，文章中一声声“载湉小丑”。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6月，《苏报》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为之作序）。此后，《苏报》又发表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章士钊赞誉《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章太炎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除了《读〈革命军〉》外，章士钊还写了《释仇满》《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等颇富战斗性的论说。

由于《苏报》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这就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恐慌。清政府视《苏报》为眼中钉、肉中刺。清政府欲通过帝国主义租界当局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士钊事先得到消息，得以逃脱。章太炎拒绝出逃，6月30日，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7月1日，邹容原本由张继藏于虹口一位西方传教士家中，听说章太炎被捕，即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7日，《苏报》被查封。清政府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以便置之于死地。但因各方强烈反对，拖延到1904年5月21日，由租界会审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章太炎到1906年方才出狱。这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苏报案”。

建国后，毛泽东曾请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担任自己的英语老师。在学习英语的间隙，毛泽东多次向章含之提到对章士钊的评价。那时，每次读完英语，毛泽东都要章含之和他以及护士长吴旭君一起吃晚饭。有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毛泽东认真地望着章问道：“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

章含之回答：“1957年1月。”毛泽东很严肃地对章说：“你既然是个党员，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角，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毛泽东又考问章含之：“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于是，章含之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章含之说父亲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

毛泽东听着章含之讲述章士钊的历史，摇头制止了她，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的革命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章含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代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毛泽东严肃地说，“行老一生做得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但是，他为《苏报》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见章含之惭愧地低头不语，毛泽东又说：“你参加共产党，我高兴，这是好事。不过行老自己也高兴嘛，他很为你骄傲，可见得行老相信共产党，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

对章士钊在“苏报案”这一时期的评价，毛泽东曾对章含之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毛泽东说章士钊因《苏报》一案报纸遭清廷查封，后来流亡日本。毛泽东问章含之：“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毛泽东与章士钊

那么，建国后近10年了，毛泽东为什么又多次重提“苏报案”呢？其用意是什么呢？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那样特殊的时期，毛泽东号召人们重读邹容的《革命军》，又有什么深远的含义呢？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到日本时只有17岁，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氵恬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当新中国到了1955年和1956年的时候，“大跃进”的序幕已经拉开：1955年春天，全国的初级社由1951年的300多个发展到67万个。全国形势发展之快，贫苦的劳动人民的干劲之高，令毛泽东无比高兴。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开始研读农业合作化的材料，并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104条按语。

对于那些唱反调的人，毛泽东曾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然而，就在一年前，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还批评了“小脚女人”。同时，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说道：“这是可能的嘛！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嘛！苏联是在1920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1921年到1937年，共有17年时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在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运动迅速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90%的私营工业户，82.2%的私营商业户，都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然而，就在1956年6月，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罢工、游行和骚乱。紧接着，10月至11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和骚乱。这两起事件即所谓的“波匈事件”，这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安。在中国，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更为活跃。这一切，对于刚刚执政七年的中国共产党，应当说是非常严峻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3月12日，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4月27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同时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同1949年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亿人的温饱初步解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钢产量从解放前的几十万吨，提高到530万吨……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多次讲道：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然而，毛泽东又是忧郁的。当他到苏联访问之际，适逢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时。苏联的成就对于毛泽东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但同时，对于毛泽东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不可不说是鞭策乃至刺激。

半个世纪前，邹容不是向全体国人疾呼：“我于是沿着万里长城，登上昆仑之顶，行进于长江之畔，追溯至黄河之源，竖起独立的旗帜，敲响自由的洪钟，呼唤苍天，吁求大地，喊破了嗓子，撕裂了喉咙，以凄切的哭泣站在我的同胞面前说：‘啊，我们中国今天再也不可以不革命了！’”“亲爱的祖国，你不要自暴！你不要自弃！你的土地，占亚洲三分之二，你的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你完全有资格率领四万万同胞为国请命，抛头颅，暴肝脑，与满清战斗到底！再扫荡外国侵略者！从此，祖国，你历史的污点可以洗刷，你祖国的名誉可以飞扬，你的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你出现了！数千年的睡狮醒了！”

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认为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止谈过一次。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谈到几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文章特点：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如此，刘光汉（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才30岁。梁启超青年时代也是所向披靡。

在这次成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曾说过：“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

1958年3月30日，也就在开完成都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乘船去武汉。快过西陵峡时，毛泽东在与吴冷西、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详细阐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章太炎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自己称之为老师的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病死狱中，当时才20岁。

毛泽东盛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骨气，他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用浅近通俗的文言文写成。《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邹容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其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然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著称。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

毛泽东还说到了章士钊：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同田家英、吴冷西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

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8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租界会审“苏报案”

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工作会议上把《苏报案》一书发给与会同志，同即将到来的“大跃进”局面是密切相关的。

1956年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处在风云变幻之中，斯大林去世刚三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就来了个秘密报告。紧接着，波兰、匈牙利发生乱子，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毛泽东几乎天天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找到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吴冷西谈调他去《人民日报》工作的事。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不知你愿不愿去。吴冷西听后感到很突然，因为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他对毛泽东说：“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向他说明道，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新华社社长，给你10天时间考虑，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6月13日，毛泽东又找到吴冷西。毛泽东先告诉吴冷西，中央已经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

然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江西苏区时期。他说：我那时候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王明“左”倾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反而可以多读点书，我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

此时，毛泽东又问吴冷西：你怕不怕老婆离婚？吴冷西答：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泽东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人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半个月后，“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一年之后，形势已经大变，“大跃进”即将到来，他又谈“五不怕”，为着什么呢？

很显然，毛泽东想用“五不怕”，通过“反右”斗争，唤起人们对“大跃进”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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