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先兆，就有什么样的事端”。此言道出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深刻哲理。历史上，诸多王朝的崩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日积月累，当大厦将倾之际，必有诸多征兆显现。

过往，我们往往倾向于从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的角度去深入探究，却时常忽略了社会学这一重要视角。然而，对于历代王朝的百姓而言，他们或许不懂财政赤字为何物，但他们却能切身感受到苛捐杂税之重；他们也许对周礼秦制一无所知，但苛政滥刑却足以让他们心生畏惧。这正是因为，无论何种因素的问题，最终都会在“社会”这一基本面上得以体现。

人口锐减

伴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人口周期”如影随形，紧密相连。王朝初期，政治清明，这主要是因为经历过人口锐减的阶段，人少地多，“内卷”的压力相对较小。到了王朝中期，人口逐渐复苏，社会呈现繁荣景象。然而，一直到王朝末期，人口过剩导致社会崩溃，进而引发战乱，战乱又消减人口，之后再循环到新王朝的初期。

人口的变化与王朝的兴衰总是相生相伴，密不可分。

人口锐减的直接因素一般有三：战乱、瘟疫以及逃荒。以东汉为例，汉桓帝时期全国尚有五千六百万人口，但到了东汉灭亡时，全国人口已经锐减至不足八百万人。从瘟疫引发的黄巾之乱到后来的军阀混战，中国人口下降了85%以上，损失惨重。

此外，大量人口因恐惧战乱而流亡到边境以外，其中以流亡到辽东、南匈奴、鲜卑、乌桓等地者为多。司马懿平定辽东以后，曾下令“中国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由此可知有不少人曾逃亡到这里。人口锐减往往先于王朝崩溃，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状况。

阶层固化

每一次王朝覆灭与新王朝建立的过程，都伴随着一次深刻的阶级洗牌。旧贵族在历史的洪流中陨落，而新贵族则崛起，步入权力的殿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贵族逐渐牢牢掌控社会资源，最终也成为了旧贵族的一部分。

人类天生就有着改变和进取的需求。如果上进之路被完全阻断，那么像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这样的历史人物就难免会出现。农民起义的士兵通常是为了生存而起义，而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往往是因为阶级固化，他们试图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

魏晋以后，许多大士族长期垄断了政府中的高级官位，士庶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界线。“公有公门，卿有卿门”的现象确立，士族形成了自己的圈层，与寒族之间界限分明。比如，同为“太子党”的钟会反叛司马昭的行为，在当时就被视为“兄弟阋于墙”的一场内部争端，其家人并未受到牵连。

在门第观念的影响下，通婚也有固定的对象。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之间是不通婚的。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往往埋下了天下大乱的种子。当社会阶层流动被彻底锁死时，社会的稳定也就岌岌可危了，比如最近的孟加拉。

市场萎缩

市场的敏感特质，使其在剧变来临之际能如“春江水暖鸭先知”般敏锐感知。正如人们常说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或“资本用脚投票”，在市场面临重大挑战时，其反应往往最为真实且直接。

自春秋末年以来，钱币已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但到了汉末，其功能却迅速消退，交易媒介转变为谷米、布帛等实物货币。这显然是因为市场通常是太平盛世的产物，在战乱期间，人们最需要的只是生存资源，有时甚至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悲惨现象。

对于士族大户而言，建立“坞堡”与外界隔绝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坞堡”里大量囤积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导致市场的流通被阻断。

直到南北朝时期，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仍然深受普通人乃至士大夫的向往，这足以可见战乱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之深，以及它对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的深远影响。

土地兼并

在农业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产资料。我们的民族认同、风俗文化乃至社会体制，都是从这一片片农田中孕育而生的。因此，任何涉及土地的政策都会触动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许多王朝因此而衰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魏时期，土地实行国有的均田制度，由国家负责分配田地。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所有人都成为了国家的“租客”。然而，此后国家对土地分配不足，导致北魏的国力一落千丈。

王莽也试图通过改革土地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收归天下土地，实行井田制，将土地划分为九个小块，其中中间一块为贵族或皇室所拥有，周边八块则分予平民。然而，这种制度并未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加速了新朝的崩溃，使其在短短十四年间就走向了灭亡。

历史上，很多君王都怀着改善土地兼并状况的雄心壮志，但最终却往往让自己连同王朝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这足以说明，土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王朝的兴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大兴土木

古代国家的国力根基在于生产力，而民力的源泉则在于人口。若贸然修建国力民力均难以支撑的大型工程，势必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观察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王朝的覆灭往往与上马大型奢华工程紧密相关。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自认为国力无边，竟同时推进修长城、建阿房宫、筑骊山陵、挖灵渠、修秦直道等多项巨型工程，最终导致国力耗尽，天下覆亡。隋炀帝也同样因修建江都宫、开凿大运河而耗尽了国家的财力。

此外，皇帝为了怀柔天下，常常进行大量的赏赐，这也成为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唐朝的君王赏赐突厥、鲜卑、高丽等国，动辄数十万金，这样的赏赐无疑也让国家财政陷入了困境。

谣言盛行

古人有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谣言与谶语，往往能搅动人心，成为王朝灭亡的必经之路。即使是最荒诞的谣言，只要信者众多，也能拥有动摇社会的力量。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农民，在“石人一只眼”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谣言的鼓舞下，也可能变得英勇无畏。

谶语更是王朝颠覆者常用的舆论武器。武则天、曹丕等人，都被谶语中的“天命所归”所“逼迫”，仿佛“不得不”登上皇位。

王莽更是谶纬之学的集大成者，伴随着上百条谶语，他从大将军、安汉公、宰衡、假皇帝一路走到真皇帝的位置。后世历代君王对异端邪说历来毫不容情，正是因为他们深知谣言与谶语的破坏力。

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能为我们提供判断依据的只有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唐太宗曾告诫后世要“以史为鉴”，黑格尔却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