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曹魏无疑是最强大的一方，人才济济，灿若星空。武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子良将，文有郭嘉、荀彧、荀攸、程昱等能臣谋士，他们都立下了盖世功勋。
但在有尊刘抑曹思想的《三国演义》中，高柔是一个被忽视的人物，似乎从来没有出过场。
高柔生于公元174年，字文惠，东汉兖州陈留郡圉人（今河南省杞县圉镇镇人），跟蔡邕、董宣是同乡。《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四《高柔传》开头一句就说：“高柔字文惠，陈留圉人也。”
在90年的生命历程中，他为官60余载，从小吏做起，一直做到三公九卿。他一生陪伴曹操及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五位帝王，功业卓著；他明于法理，主张仁义宽刑、公正执法，反对歪曲法律，反对严刑重典，反对滥用刑罚；他见微知著，明识善断，长于韬略，能够洞察世事人心，多次化解政治危机；曹魏晚期，司马懿和曹爽斗法，他洞烛机先，审时度势，远见卓识，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手段和先见之明。司马懿始终对他礼敬有加，把他比作西汉重臣周勃。
他的人生历程，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剧情扣人心弦的电视连续剧。
一
高柔出生在仕宦之家，即东汉圉县五大家族之一的高家，如今的圉镇镇蔡伯街东口仍住着高氏后裔。高柔的先祖高固、高慎、高式、高弘和父亲高靖，以烈节、清廉、孝悌著称，多人担任过重要职务。在家庭的熏陶下，年少的高柔便展示出敏锐的观察力。汉末名士王修对他十分赏识，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
高靖远赴四川成都任职蜀郡都尉后，留下年轻的高柔在故乡。这时正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纷争。在陈留太守张邈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曹操入主兖州，大败黄巾军，和平曙光乍现。高柔却劝告自己的亲友尽快离开陈留，众人愕然。高柔冷静地向大家分析了潜在的危机：“今者英雄并起，陈留四战之地也”，曹操与张邈一起征讨董卓，也曾救过张邈的性命，表面上来看两人关系不错，但是曹操素有一统天下的大志，日后必然会与张邈发生冲突，“恐变乘间作也，欲与诸君避之”。部分亲友觉得年幼的高柔是杞人忧天，没当成一回事。恰在此时，高柔的堂伯父、袁绍的外甥高干想让高柔到冀州去共创大业，高柔便带领部分族人离开陈留投奔高干。
随着曹操在兖州的势力不断扩张，张邈与曹操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公元194年，双方反目为仇。趁曹操出兵不在兖州时，张邈又将吕布迎为兖州牧。“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岂能吃亏？他直接回军与张邈在陈留一带展开厮杀。陈留成为战场后，“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直到这时，众人才发现高柔的先见之明。
高柔在冀州没多久，高靖在蜀郡病故的消息传来。高柔不顾道路崎岖、战乱危殆，不远千里，赶赴蜀郡奔丧。经过三年的艰难跋涉，历经千辛万苦，高柔把父亲的灵柩接回故乡安葬。由此，高柔的孝行不胫而走，名扬天下。
安葬父亲后，高柔继续回到高干身边任职。公元204年，曹操占领冀州。因慑于曹操的武力，高柔随着高干一起归降。在曹操的手下，高柔先后担任过菅县（治所在今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菅家村）县令、刺奸令史、丞相仓曹属、尚书郎、丞相理曹掾、颍川太守、法曹掾等职务，表现出其良吏的本色。
高柔刚到菅县时，有几个品行不正的官吏怕被惩办，自动挂冠而去。高柔说：“公府不惩处属吏，是从西汉邴吉开始的。他管理地方的时候，有的官吏即使犯了错，邴吉都能宽恕他们。我刚刚上任，这些官吏在我手下还没有什么过失，我为什么要惩办他们呢？把他们叫回来继续任职吧。”经过高柔的教诲，这些官吏深受感动，从此洗心革面。
公元205年，曹操北征乌桓，高干趁机兴兵反叛。起事前，他曾找到高柔商议，而高柔没有参与。公元206年春，为了平定北方，彻底铲除袁绍势力，曹操带着连年征战的疲劳，冒着北方冬春凛冽的寒风，翻越巍峨险峻的太行山，率师北上亲征高干。失败的高干在投奔荆州刘表途经上洛（洛阳的别称）时被斩杀。
因为高干的原因，一向多疑的曹操对高柔自然持怀疑态度。他任命高柔为刺奸令史（官名，主管司法），主管刑名和律法。曹操让高柔担任这个职务，不是想栽培他，而是“欲因事诛之”。
高柔深知自己并非曹操嫡系，更加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据《魏氏春秋》记载，高柔经常通宵达旦处理公事。有一次，曹操夜里出巡，到高柔所在部门时，发现高柔“拥膝抱文书而寝”。曹操大为感动，解下自己身上的裘衣，盖在高柔身上后悄然而退，并叮嘱随从不要打扰高柔。由此，曹操改变了对高柔的看法，并任命高柔为丞相仓曹属。
公元211年，曹操准备派钟繇等领兵讨伐张鲁。高柔认为，领兵入关必会惊动关中的马超和韩遂，逼他们叛变。他向曹操建议，可先安定三辅，三辅安定后就和平招降张鲁。但曹操不听，钟繇等入关后，马超等人果然叛变。
公元213年，曹操称魏公，建魏国，高柔任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出身庶族的曹操认为，治理和安定社会应以礼义为先导，而匡正乱世应以刑罚为先导，下令让深谙法令典章的高柔去制定法律。高柔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认为不应当滥用刑罚。
这时，发生了演奏军乐的官员宋金等人出逃一事。依照军法，有关官员已把宋金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弟弟抓到官府，并奏请将他们杀掉。高柔听说后上表说：“应宽恕这些逃兵的妻儿老小，这样一来可以使他们受到良心谴责，二来可以使他们受到感召，从而重新返回军队。如果一再加重刑罚，只能助长兵士的逃跑之风，而不能遏制士兵开小差。”曹操觉得高柔讲的在理，下令停止株连逃兵的家人。
此后，曹操不但放弃了要加重对逃跑士兵处罚之念，还修改了原有的处罚规定。
曹操晚年，设立校事一职用来监察官员。校事“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厂卫”，其功能是“掌刺探军民言行，为皇帝和执政者的耳目”。在校事设立伊始，高柔就对曹操说：“校事职位不在百官之上，不听命于百官，也不是通过正常的法令和程序来监察百官的。校事赵达等人多次凭自己的好恶去处事、多次以此欺凌官员、作威作福，应作检讨。”但曹操认为，只要校事能够揭发检举官员的奸恶之事、提高办事的效率，其他的无可非议。直到嘉平（三国时期齐王曹芳的第二个年号）年间，程昱之孙程晓力主废除校事，该制度才被禁止。这也说明了高柔对校事制度认识的预见正确性。
高柔在曹操执政时期任职十六年，能力出众，深得曹操赏识，称赞他“清识平当，明于宪典”。
王夫之的评价更高：“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将高柔与荀彧、郭嘉、荀攸等曹魏著名谋臣并列，足见高柔地位的确非同一般。
二
魏文帝曹丕即位后，任命高柔为治书侍御史（监察御史），赐爵关内侯，转加治书执法。治书侍御史是西汉以后直属皇帝的办案官职，加治书执法的头衔，更明确其直接归属皇帝。
曹丕唯恐民间反抗，设立“诽谤妖言”罪，发现“妖言”一律处死，并奖赏告发者。高柔上疏劝谏；“有妖言就杀、有告发就赏的做法，让偶犯者无法改过，又开启了凶恶狡猾之徒作恶的途径，不是一个好的治理方法。过去汉文帝曾明确废除诽谤妖言之罪。我请求废除这个法令。”曹丕拒不接受，致使告发者越来越多，仅校事刘慈等人诬告揭发诽谤罪的罪犯数以万计。高柔认真审查每一个案件，查明虚实，对稍有犯法行为的只做轻微罚金处罚，成全了很多人的身家性命。
后来，对此类案件，司法部门审查不胜其扰。曹丕这才醒悟过来，下令：“以后有敢告人诽谤朝廷的，直接就反坐其罪。”这一风气由此被压了下去。
公元223年，高柔被提升为廷尉。高柔在这个位置上任职23年，创造了廷尉任职最长的历史纪录。
魏朝初期，三公没有什么事务，很少处理朝政。高柔上疏说：“天地因为四季而有收获，国家因为有大臣辅助而振兴政治。三公是国家的栋梁，为民众所仰慕，而今却闲置一边，不让他们执掌国政，这不是朝廷崇奉任用大臣的思想，也不是大臣辅佐人君尽职尽责的办法。今后，朝廷中有什么疑难问题以及刑罚大事应该经常咨询三公，适时把他们请进朝中，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也有益于启发帝王、弘扬国家的教化。”曹丕表示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高柔主张仁义宽刑、公正执法，反对歪曲法律，反对严刑重典，反对滥用刑罚。南宋皇帝赵构这样评价：“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
公元226年，御史中丞鲍勋因为与曹丕的宿怨，被以有小过失的罪名抓捕，而且要处死刑。朝中重臣皆知冤情，但无人敢为之求情。这时，只有高柔力谏曹丕：“主公怎可因私事而废公？如此何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曹丕不但不听，反而下令要高柔离开廷尉府，到尚书台待命。曹丕派人将鲍勋杀死后，才将高柔放回廷尉府。
数年后，曹丕临终时叮嘱儿子曹叡一定要重用高柔。或许在这一刻，曹丕已知道错杀鲍勋，冤枉了高柔。
高柔在担任廷尉时，认真办案、公正执法。
护军营士兵窦礼失踪多日未还，军营以为他开小差逃走了，遂进行通缉，并将其妻子儿女没为官奴。窦妻不服，称冤自讼，案件送到廷尉处。高柔认真审理此案。窦妻说她的丈夫对老人极为孝顺，对妻儿甚为疼爱，不是那种不顾家庭的人。审理中，高柔得知窦礼曾借钱给同营士兵焦子文，便讯问焦子文，窦礼果然为其所杀。类似这样的案件，高柔处理过的不止一件。时人称赞高柔“处法公允，狱无留滞”。
大司马公孙渊欲在辽东叛乱，他的兄长公孙晃在数次劝诫无果之后多次向曹叡说明情况。公孙渊反叛失败被捉后，魏明帝以连坐之法要诛杀公孙晃，但念及公孙晃大义灭亲，不忍心在街市斩杀他，想把他投到监狱中杀死。高柔得知后此事上书指出：“《尚书》中说，用惩处来讨伐罪行，用褒奖来表彰善举。公孙渊得到严厉惩处，是他罪有应得，而株连公孙晃毫无道理。公孙晃先前曾几次主动上奏公孙渊阴谋叛乱的情况，这是为保国家社稷安定而大义灭亲的善举，理应受到褒奖才对。现在不仅不赦免其罪，又不公布其罪名，只是把他投入监狱让他自杀，这样很容易让周围的人产生怀疑。”
但曹睿不听高柔的谏诤，仍派人把金粉送给公孙晃及其妻儿，令他们自杀，同时赐给他们棺木、衣服，让他们在自己家中入殓，而后殡葬。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高柔能在封建专制的1700多年前提出破除连坐之法，不仅难能可贵，更是司法的一大进步。
关于这件事，晋朝史学家孙盛议论说：“况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怀，何异挟冰求温，抱炭希凉者哉？”他是说，事前告发要被诛杀，不告发也要被诛杀，岂不是善恶不分，杜绝了人们的归善之心，失去了天理和刑罚的公正吗？
三
在《全三国文》里，收录有高柔的文稿多篇，《除妖谤赏告之法疏》《三公与朝政上疏》《请待博士以不次之位疏》《谏大兴殿舍广采众女疏》《谏就狱杀公孙晃疏》《谏罪杀禁地鹿者疏》《军士亡勿罪妻子启》《管长教还引去吏》《丞相理曹掾令》《与妇书》……看看这些名字，就可知他的一腔忠心。
曹叡继位后，大建宫殿，百姓劳役繁重；大选美女，填塞后宫；而且后宫的皇子连连夭折，皇位没有继承人。
高柔上疏说：“吴蜀正在暗中练兵习武，谋划挑动战事，毫无停止之意。我们应招集将士训练，修缮整治兵器铠甲，做好一切迎战准备。过去汉文帝悯惜资财，不营造小小的台榭供自己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祸害，没有闲暇来考虑修建府第。这些值得我们效仿。我们应让修造宫殿的百姓回去务农，等平定吴蜀后再逐渐修缮宫殿。《周礼》上说，作为天子，后妃以下有一百二十人已经够多了。我认为陛下可以好好地选择美女，以满足妃嫔的数目，把其余全部送回家。这样的话，子孙众多的征兆就会来临。”曹叡听从了他的建议。
当时的制度规定，官吏办理丧事，一百天后要开始工作。司徒吏解弘的父亲去世，遇上军队有行动，命令解弘前去，解弘却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曹叡恼怒地说：“你又不是曾参和闵损，为何辩称因过度哀痛而身体有病呢？”催促赶紧抓获解弘，将他打死。高柔得知解弘身体非常虚弱，就上奏表陈述这件事，认为应该宽恕解弘。看了高柔的表章，了解到实情的曹睿下诏说：“解弘果真是个孝子，宽恕他吧。”
当时禁止在天子苑囿狩猎。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典农都尉刘龟偷着在禁猎区内射兔，功曹张京向专管刺探臣民言行的校事告发了此事。曹叡命人将刘龟逮捕，交付廷尉审理。
为了减少讼事，堵塞奸诈小人靠诬告获取功名富贵之路，公元224年曾颁布敕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之。”所以，虽然张京告发刘龟射兔一事属实，但却违反了当时的法令。因此，高柔上书请求公布告发者的姓名。
曹叡看到高柔上书后勃然大怒：“刘龟竟敢在朕的禁地内狩猎，分明是藐视国法，应当处死。我把刘龟送交廷尉后，廷尉应当严刑拷打审讯，怎么反而来问告发者的姓名？难道朕会平白无故地逮捕刘龟吗？”同僚们纷纷劝说高柔让步，但高柔不但没有被曹叡的怒威所震慑，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
高柔重新上奏时，措词严厉地阐述了必须公布告发者的道理及法律依据。曹叡终于醒悟，说出了张京的姓名。高柔当即回廷尉府审讯，将刘龟和张京分别判了刑。
当时，在禁地宰杀鹿的人都要被处死，财产没收充公，对能够发觉此事并且告发的人，给予丰厚的赏赐。高柔上疏说：“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没有不发展农业、节俭用度、积蓄资财的。最近，百姓要服众多的徭役，种田的人已经减少，加上近来又有狩猎禁令，群鹿处处为害，损失已无法估量。百姓虽然有防备，但力量有限。陛下应该察览先代圣明君主所想、所念，体恤老百姓耕种劳作的艰难，取消禁地，百姓们得到长久的利益，没有不欢欣鼓舞的。”
曹叡这样评价高柔：“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在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角力中，高柔目睹曹魏后人不得人心、贪图享乐，而司马氏家族的崛起势不可挡，转而支持司马懿。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上奏请求免曹爽的大将军职务，郭太后诏令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占据曹爽的军营，由此成就了司马政权。
有人认为这是高柔政治上投机。殊不知，自古而今，“良木择禽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是铁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顺者昌，逆者亡，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
曹魏旧臣，不是像贾诩一样“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就是像程昱一样“自表归兵，阖门不出”，更有甚者像崔琰那样身首异处的。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高柔一直无惊无险，一路高升，自有其高明之处。
公元256年，曹髦即位后，封高柔为安国侯，任太尉。
曹奂即位后，为高柔增邑，又封高柔二子为亭侯。
高柔有高儁、高诞、高光三个儿子。高儁为大将军掾。高诞“放率不伦，而决烈过人”，历任三州刺史、太仆。《晋书》中说“高光，字宣茂，陈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高光先后以太子舍人累迁尚书郎，出为幽州刺史、颍州太守，后迁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少傅加任光禄大夫，终于尚书令，因病去世，追赠司空。高光之子高韬曾兼右卫将军。
公元263年，也就是司马昭灭蜀汉的那一年，高柔去世，享年九十岁，谥元侯。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高柔有个非常客观的评价：“保官二十年，元老终位。”
（来源：2023-07-14《开封日报》第04版 开封廉洁文化：读史明智 赋能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