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在长江禁渔期间,对普通钓友的合理需求表现出开明的态度,允许钓友适度的“路边钓鱼”活动,即一个人使用一根钓竿、一条钓线和一个钩子进行休闲钓鱼,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让武汉的钓友感到尊重,休闲垂钓活动也因此蓬勃开展,长江边常常聚集上千人钓鱼的壮观场景。

然而,武汉也对违规垂钓行为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使用船只、多钩垂钓、利用活鱼诱鱼等方式会被严厉处罚。今年2月,三名男子利用锚钩在东荆河口非法钓鱼,被巡查人员发现后遭到严厉惩处。去年6月,两名利用锚钩非法钓鱼的男子被法院判处三个月拘役,武汉通过行动证明了对违法垂钓行为毫不宽容的立场。

总之,武汉在长江禁渔期间对普通钓友的需求给予支持,允许适度的休闲钓鱼活动。但一旦出现违规行为,武汉也会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打击,让违法成本上升,从而遏制这类行为的出现。

与武汉相比,许多城市在休闲垂钓管理上显得简单粗暴,直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在禁渔期间彻底禁止任何垂钓活动,这种做法无法满足钓友的基本需求。

如南京,每年禁渔期间大批钓友无处可钓,当地甚至出现过“垂钓专列”,许多中老年钓友不得不乘坐几十公里的地铁,前往郊区钓点钓鱼,这种现象反映出钓鱼群体需求未得到充分释放。

这些城市没有学习武汉休闲垂钓管理做法的动力,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仍然保持着高高在上的思维,没有广泛听取钓友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管理难度太大,导致“有心无力”,干脆采取最简单的封禁方式。

事实上,武汉之所以能够开放合理的休闲垂钓活动,其经济考量也不无因素。武汉的钓具和鱼饵产业在全国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开放垂钓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这也是管理部门没有完全禁止钓鱼活动的原因之一。

在垂钓管理问题上,究竟应该如何权衡?是否可以找到既保护长江生态资源又满足钓友需求的平衡点?相关管理部门应更广泛听取钓友的声音,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并考虑到垂钓活动本身、鱼类资源保护以及钓鱼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关系,寻找最佳平衡方案。

在制定垂钓管理制度时,不能被“垂钓活动影响禁捕秩序”“钓鱼人一天能钓上千斤鱼很正常”等观点误导。事实上,对于大多数钓友来说,他们享受的不是渔获量,而是钓鱼那一刻的乐趣。如果纯粹为了渔获,钓鱼的成本和收益根本不成正比。

为避免钓友过度索取资源,可以对渔获总量和最小体长进行规定,如每人每天只允许钓到一定数量的鱼,超出部分必须及时放回;体长未达标的小鱼也必须立即放生。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应进行严厉处罚,以防止偏离休闲垂钓本质的行为出现。

武汉已经取消长江禁渔期间部分合理的休闲垂钓限制,其他城市已没有理由继续回避这个问题。其他城市的管理部门应向武汉学习,通过适当优化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钓友的基本需求。

只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对钓鱼人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和引导,就不会产生管理难度过大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大量的钓鱼爱好者,他们的需求如果得以满足,定能促进休闲垂钓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繁荣。

相比彻底的限制和禁止,通过制度创新和引导钓友自觉遵守规则,会更易获得钓友的认可和支持。这需要管理部门改变惯性思维,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找到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的最佳平衡点。

只要科学合理的制度得以实施,钓友的合理需求得到释放,让他们有可钓的场所,势必会得到广大钓鱼爱好者的欢迎。而这,也正是其他城市垂钓管理部门应努力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