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只听到一声“巨响”，给了气焰嚣张的日军一记重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和数名日军高官当场被炸成重伤。此次刺杀行动的执行人，是韩国义士尹奉吉。

尹奉吉（1908年6月21日——1932年12月19日），韩国人，本名禹仪，别号奉吉。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梁里，民国十九年（1930年）离开家乡流亡到中国，辗转东北、山东，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来到上海，在虹口小菜场某蔬菜店落脚，后加入了一个名叫“太洛太”的组织。它是“韩人爱国团”领袖、韩国临时政府成员金九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秘密成立的，专门从事刺杀日本高级军政要员的组织。

在金九主持下，“韩人爱国团”多次开会研究，利用侵华日军将于“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行庆典的机会，除掉在上海的包括白川义则在内的日本高级军政要员，并决定由“太洛太”成员尹奉吉负责暗杀。当时尹奉吉是二十四岁的青年，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具有丰富的秘密斗争经验，是“太洛太”的骨干。为了保证刺杀活动成功，金九找到金弘壹（化名王雄，上海兵工厂中校兵器主任），特制了两枚烈性手雷，分别安装在日本军用水壶和日产便当（饭盒）内。

准备就绪后，“太洛太”于4月26日10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27号召开宣誓会。尹奉吉胸前挂着誓词，左手拿着特制的手雷，在“韩人爱国团”团旗前，发出铿锵的誓言：“我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的一员，决心以赤诚之心，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大韩民国36年4月26日，尹奉吉。”誓毕，金九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这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随后，金九手挽着尹奉吉，心情十分沉重。4月29日8时许，尹奉吉身着笔挺西装，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太阳旗，与其他日侨一道，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

9时整，庆典开始。日军为了显示军威，首先举行阅兵仪式，鸣放礼炮21响。接着在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廉吉指挥下，第9师团主力——第11、第14师团，军直属部队以及海军和航空兵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军政要员的检阅。10：30，所谓的军民联欢会开始举行。会上，白川义则、重光葵、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等一个接一个发表歇斯底里的演讲，无耻地鼓吹“侵略者有理”、“侵略有功”论，大肆叫嚣“武运长久”、“圣寿无疆”等等。这时尹奉吉看看怀表，时间还早，就先悠闲地在园内四处观看。一直磨蹭到11时左右，他才挤到检阅台左角前10米处。而后，他点燃一支烟等待时机。

10时整，“天长节”及日本在“一・二八”淞沪战役取得军事胜利庆典活动开始，在检阅台上就坐的有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以及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11：40演讲完毕。在雨雾弥漫之中，全场1.3万名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扯着嗓子高唱日本国歌，注意力都集中到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上。这时，尹奉吉扔掉烟头，拿起水壶突然将手臂向后一伸，“嗖”的一声，把水壶抛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检阅台的中央。“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检阅台坍塌，血肉横飞，一片鬼哭狼嚎之声。白川义则被炸得像血人一样；重光葵被冲击波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其他军政要员也多处受伤。检阅台上，无一人幸免。顿时，公园内一片混乱，日侨争相逃命。爆炸发生后，日本宪兵立刻一拥而至，尹奉吉被当场逮捕，同年年底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慷慨就义。这时被炸伤的日本军政要员被紧急送往各大医院进行抢救。当时白川义则被送进平凉路的日本兵站医院。这是一家日军在上海最大、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但也并没能挽救恶魔的性命。白川义则因伤势过重，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26日毙命。

此次爆炸事件，震惊了世界。

白川义则死后，日本天皇裕仁下旨追封他为男爵并做悼诗一首：“少女雏祭日，止战谋和时，丰功不可灭，留取长相忆。”中国一家报纸报道该事件用了这样的标题：“乘着军舰而来，躺着棺材而去”。

尹奉吉虽然遭受酷刑，但却是宁死不招。11月下旬，被押解至日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19日，上午7：40，他被秘密枪杀于金泽郊外的三小牛工兵作业场，年仅25岁。而让人气愤的是，日方为了发泄愤怒，居然将其埋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让日本人来往“践踏”。

白川义则被炸身亡事件，数十年来，外界一直讹传乃是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幕后策划。这一讹传，有两个出处，都有很大漏洞。

第一是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发表的《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第二是王亚樵暗杀组织成员朱大刚撰写的《王亚樵点滴史料》。二人指出，是十九路军、王亚樵和韩方共同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王亚樵秘密约见安昌浩（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商量行动计划，决定人员由安昌浩负责，经费由王亚樵负责。后王亚樵让其弟王述樵送给安昌浩四万元活动费和安装在大号热水瓶内特制的定时炸弹一枚，手榴弹三枚，供行动时使用。但二人的论述有诸多漏洞，而且没有特别凿实的史料来支撑。

尹禹仪

据金九《白凡逸志》记述：尹奉吉是金九选定之人，别人不知情，与王亚樵无关；水壶和饭盒型炸弹，是金九在上海兵工厂找到金弘壹，求人特别制造的，与王亚樵无关；为保密，自始至终由金九单独策划，别人不知情，与王亚樵无关；尹奉吉出发后，他才托人送信给安昌浩等人，要他们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因通知滞后，使得安昌浩未能及时转移至安全处而被日军逮捕，后被遣返回国。金九也因此受到内部指责，一度被排挤出临时政府领导层。二人说王亚樵找安昌浩谈合作，显然是不了解内情者的说法。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韩国爱国人士找到了他的遗体，此时的埋葬地是一个垃圾场。随后，他的遗骨被送回韩国，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且政府为他立了铜像。

可见，为正义之事而战，是从来没有国界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