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富强尝试了很多道路，这其中有人建立过一个名叫中华共和国的政权。然而这个政权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只存在了60天就灭亡了。

中华共和国的建立，得追溯到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国内的抗日声音日渐提升，但此时的蒋介石却依旧没有打算抗日，依旧在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的策略。

于是国民党第19路军于1932年5月，被派遣到了福建一带，被蒋介石要求“剿共”。因为第19路军并非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以19路军被派遣到福建，一方面是为了“剿共”，另一方面是为了削弱19路军，可谓是一石二鸟之计。

要知道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19路军才在上海参与抗日。此时抗日未果，蒋介石却想着安内，这让19路军非常不满。不过对于蒋介石的命令，19路军当时又不好公开违抗，于是福建的苏区和19路军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战斗。

在“剿共”时，19路军遭到了中共武装的不断反击，受了一些损失，这让19路军深感中共的顽强。于是19路军以蔡廷锴为首的将领认为，和中共这样顽强的势力对抗，只会让中国的抗日力量愈发内耗。

再加上从1932年年底国内愈发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中共在1933年1月中旬发表的《共同抗日的宣言》，19路军开始想办法联系中共，缓和与中共的联系。

1933年9月下旬，19路军的陈公培秘密抵达延安，见到了彭德怀等人。随后陈公培向彭德怀表明19路军愿意与红军合作反蒋抗日的态度。

同年10月，19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徐名鸿前往瑞金苏区，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双方开始合作反蒋抗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对于如何对待19路军，中共内部是有分歧的。

毛泽东认为19路军是值得拉拢的对象，但博古却认为19路军是阶级敌人。当时中共依旧受国际共运影响，中共内作为“国际共运派”的博古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时，才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

所以在《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签订后，中共和19路军的合作并没有进一步推进，仅仅是实现了停战。

在实现和红军的停战后，19路军见外部环境已经较为成熟，便于1933年11月20日公开反蒋抗日，并于22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国旗采用红色和深蓝色相间的双色旗，双色中间是一颗黄色的五角星。

因为掌控区域只有一个福建，所以中华共和国将福建改为四个省，并以福州作为首都。军事上19路军直接成为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下辖5个军的编制。政治上中华共和国采用委员会制，全国有12个委员，其中李济深担任委员会主席。

在治国和建国纲领上，中华共和国很大部分沿袭了民国的相关纲领，依旧采取民族平等、建立民族工业、排除外国势力等等口号。

不过和民国政府不同的是，中华共和国公开抗日，并且公开反蒋，在当时属于先进势力。

听说19路军叛乱并且公开建国，蒋介石立马组建了“讨逆军”，自己亲自前往闽北地区督战。

为了剿灭“叛乱”，蒋介石集中了11个师，展开了对中华共和国的围攻。遭遇围攻后中华共和国政府向中共求救，此时博古掌权的恶劣影响就体现出来了。

毛泽东在革命中一向主张打击反动派，拉拢中间派，但以博古为首的“国际共运派”则主张中间派反动派一起打，所以作为中间派的中华共和国政府遭到了博古的敌视。在中华共和国成立的一周内，博古立马给福建党支部发了命令，要求他们不得展开和中华共和国的合作。

因此中华共和国遭到围剿后，对外压力激增。并且19路军也不是所有人都坚定的想要抗日反蒋，其中部分高级将领被蒋介石收买，因此19路军有几个师倒戈投降了蒋介石。

最终中华共和国在内外压力下崩溃，从1933年11月22日成立，1934年1月21日彻底失败，整个政权只持续了60天。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名字虽然极为相似，但却是截然不同的政权。

中华共和国的失败除了显而易见的当时中共没有帮忙，以及中华共和国内部的分裂外，其失败的原因还有很多。

其一是中华共和国不能深入基层。

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能深入基层的组织，才能在强大外部势力的打击下巍然不倒。正如中共一样，中共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失去了主要根据地后，按传统军阀的视角来看，一支没有“地盘”的军队面对国军的不断围剿，最终只能失败。

但中共有深入基层的能力，长征之后迅速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再度扎根当地。这就使得蒋介石政府不管怎么“剿共”，红军就像杀不完一样。而中华共和国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在几支主力军队倒戈后，真的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其二就是中华共和国这个政权的“地盘”意识太强。正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得。一支革命队伍不管地盘有多大，人才是关键。

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立马放弃主要根据地，这在当时的军阀看来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如果19路军在主力部队叛乱后迅速转移，并深入复杂地形中打游击，如果再能有深入基层的能力，大抵又是一支“工农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