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晚清时期的名臣，历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他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和资源，包括军队、财政、外交等方面的权力。同时，他的政治地位也十分显赫，历任多个重要职务，深受朝廷信任。期间参与清廷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事务，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机构，又组建了北洋水师。

虽然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臣、名臣，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慈禧太后视为“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及“匡济艰难，辑和中外” 之人。但是李鸿章的声誉却一直被笼罩在一片争议之中。尤其是被人们称作“卖国贼”的标签，更是让他的形象备受贬低。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首先，我们得了解李鸿章所处的时代背景。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以及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使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鸿章作为清朝政府的重要代表，难免会参与到一系列的对外谈判中。而这也为他背上了“卖国贼”的罪名。

事实上，在很多历史事件中，李鸿章的表现确实令人失望。比如在《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他为了保住清政府的颜面和自己的地位，不惜放弃大量的国家利益，换取短暂的和平。这样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在1895年2月22日的朝会中，光绪帝让李鸿章与众臣议论媾和之事，李鸿章坚决反对割地，其后在谈判中，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开口大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并采取拖延战术；在谈判中，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最后在日本的强压下，依旧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李鸿章也参与签订了《辛丑条约》，该条约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失权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另外，据说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谈判《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卢布 ，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

晚清时期，有这样一幅脍炙人口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幅对联所描述的，正是李鸿章家族的财富之巨。虽然这句话中充满了夸张和讽刺的意味，但李鸿章家族所聚敛的财富的确非同一般。

李鸿章虽从思想上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出于为躲避变法中出现的“帝党”和“后党”之争，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龢多年的积怨，甲午战后自身遭受冷落的境况等原因，李鸿章仅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

幼童留学

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因此就全盘否定李鸿章呢？事实上，李鸿章并非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在他的努力下，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兴办洋务、建设海军等，都是为了提升国家的实力和地位。同时，他也积极推动外交关系的发展，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为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

李鸿章所主导的洋务运动，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中国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中国的第一座电报局、中国的第一家西医院、中国的第一次幼童留学、中国的第一座钢铁厂、中国的第一座机器制造厂、中国的第一所近代化军校，这些都无不与李鸿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李鸿章为中国的近代化变革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而，历史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画卷。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只看他的功过是非，更要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的一些行为虽然令人痛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背后的无奈和困境。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卖国贼”这个标签并不能简单地贴在一个人身上。历史的进程是复杂而多变的，一个国家的命运也不是由一个人所能左右的。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个人动机和时代局限性等因素。

因此，李鸿章被称作“卖国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评价标签。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去审视他的行为和决策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同时，我们也要以更加客观、全面和深入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认识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