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

1968年5月，我还在中学读书，那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每天除了搞运动，就是军训、挖地 道、学工、学农、劳动，大概一共上了不到二十节文化课，学到的文化知识少得可怜。1969年末毕业的时候，连个毕业证也没发。当时，除了少数几个同学参军外，其余的同学都走了上山下乡这条路。

197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七)，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早上五点钟我就起床了，饱餐了一顿妈妈特意为我做的，平时很少吃到的炖牛肉、烙油饼，背上行李来到了学校。那时，我们班48名同学，被分成了3个集体户，每个集体户16人。我所在的集体户分到了永吉县旺起公社大石大队第一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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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满是冰雪的崎岖山路上颠簸了4个多小时，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松花湖畔的一个小山村。几条山沟里散落着几十座草屋，草屋的烟囱里飘出了缕缕炊烟。汽车行驶到近处时，还能看到山坡上有十几头牛在悠闲地吃着雪地里露出的苞米秸秆，还有蹦蹦跳跳的狗，在地里刨食的鸡。山上满是茂密的树林。远远望去，白雪覆盖下的山村静悄悄的，像极了一幅水墨丹青。

大概是听到了汽车的轰鸣声，一大群人从一座较大的房子里涌出，男女老少大约有百十来口。在众多好奇又热情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下了汽车，被迎进了那座草舍中。这是生产队给我们准备的住处，屋子里生着火炉，很暖和，热炕上放着桌子，屋内屋外挤满了热情的山里人。队干部和我们学校老师简单地相互介绍后，热气腾腾的饭菜便端了上来：大米饭、炖豆腐。这是我们到农村的第一顿饭，吃得很香。

饭后，生产队长代表社员群众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又把各位党员和队干部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晚上又召开了社员大会，算是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会。 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我们最大的才18岁，最小的还不满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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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安排一名社员给我们做饭，又挨家挨户摊派性地收集上来不少白菜、萝卜、酸菜，派马车去公社粮库给我们买回口粮。两天后，我们便开始参加劳动。

第一天干的活是刨粪，就是把头一年积造的农家肥，用镐头刨成松散状，然后装上牛爬犁送到地里。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记工员挨个问我们的名字，并给我们每个同学记了10个工分， 还说到年末可用来分红。

晚饭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萝卜条汤。在昏暗的油灯下(那时还没有电)，我们一群尚未脱离稚气的孩子，揉着满手的血泡，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天的见闻，又问房东张大爷：“工分是什么?什么叫分红?”房东张大爷回答很简单：“工分就是钱，分红就是分钱。”这时我们才知道，现在的劳动不同于以前在学校所参加的义务劳动，是有报酬的。

几天后，队长派了一名社员带着斧子、锯，领我们男同学赶着牛爬犁上山砍烧柴，教我们如何识别“站干”(枯死的树)，怎样安全地把树砍倒不致伤到人，怎样装爬犁，怎样赶牛爬犁。把烧柴运回后，又用锯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用斧子劈成扳子，整齐地垛在墙边。队里又派人送来水桶、扁担，还教我们怎样去井里提水，怎样挑水。 经过全户同学的一致推选，女生胡晓光当炊事员，胡晓光本人也同意，于是她便成了集体户第一任“大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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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春天

刚到时，我们对周围的事物都感到新奇，干起活来争先恐后，热情很高。但我们毕竟太年轻了，对于这与以往不同的十几个人集体生活的方式，还不具备驾驭它的能力。由于劳动强度大，同学们的饭量明显增加，刚刚过去二十多天，我们就把一个月的口粮都吃完了。那个年代粮食短缺，粮食制度严格，不可以随便提前购买下个月的口粮。大家都没了主意，18岁的老大哥李景海把所有的粮袋挨个抖落了一遍，白面(标准粉)、黑面(全麦粉)、苞米面加在一起，只有少半盆。胡晓光做了半锅的疙瘩汤，同学们每人吃了一碗就断顿了。因为头一年粮食歉收，社员的口粮标准是每人每年360斤毛粮(带皮的)，家家都不够吃。即便如此，生产队还是派人送来了一袋苞米面，我们又对付了两天。后来我们又用从家里带来的零花钱和粮票到大队的供销社买饼干、面包，这样也仅维持了两天。钱花完了，没有了吃的，我们只好躺在炕上一动也不想动，挨饿的滋味真难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