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篇文章有人留言，广州人有野味没野心。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野心是个贬义词，但是野心这东西，人好像天生就有，是人的天性。就像动物捕食一样。

而英文的野心ambition好像是中性的，野心、雄心都是ambition。

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做官的少，做大官的更少。这是事实。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野心还是力不如人？或者说，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人，不适合那个模子？这就难说了。

如果野心这个词是中性的，既不贬义也不褒义，那么人的野心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做大官，二是发大财。相比较于做大官，广州人好像更热衷于发大财。当然，结果是发还是不发，那是另外一回事。可以在金融领域，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土生土长广州人好像没几个。

但是，在中国公认的四大一线城市之中，北上广深，没有野心的广州居然赫然位居其间。这怎么解释呢？

野心二字之所以无啦啦成为贬义词，也许有一个默认的前提，有野心的人都是愿望超过能力的，因此凡有野心的人，都是不择手段的人，都是敢于踏进污水的人。而商场和官场，就是污水横流之地。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碌碌无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还没有开始奋斗，一见到前面有污水就望而却步了。而广州的城市精英，则更多地选择了商场。虽然污水和污水都一样。

这只是我的想象。没有证据。俗话说，做惯乞儿懒做官。这是广州人的生活哲学。祖传的。懒做官，也许不是真的因为懒，也有可能是能力不足的托辞。

也有很多人把广州人做不了官尤其是做不了大官，想象为大印旁落，而从不检讨自己的能力。别的不说，读书够不够人家叻？讲话够不够人家叻？有效社交够不够人家叻？这几条都不是广州人之擅长。竞争的取胜之道，从来都不是用嘴炮把别人干掉，而是把自己做强大。这是常识。一只兔子是永远没有办法把老虎吃掉的。

其实我只看到表象。林语堂先生才说得深刻。他在《吾国与吾民》这本书中把旧中国的官僚体制比喻为一棵大榕树，“根盘四射，延展可及数里之遥。又像榕树的顶盖。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阴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树下来的人。吾们中国人不欲与此大榕树斗争，而却趋躲它的荫盖之下。……吾们只想做做权势人家的守门人，沾沾他们的官势的光。”

就解剖国民性而言，洞察之深刻，林语堂先生无人可以比肩。读这本书不会是一次愉快的阅读旅程，但会是痛快的旅程。

相比之下，林语堂先生的另一本书《生活的艺术》，读起来会很轻松，常常会遇到一道道令人眼前一亮的生活风景。

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说，“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做课本，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我的理论根据，大多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生活百科全书，也是一本深刻的关于人生和生活方式的大书。人生能够遇到的所有问题几乎在这本大书里头都可以找到答案。这是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最重要的理由。

假如说，一个人想要去做个文学家，或者科学家、艺术家。没有人会说他有野心。人们把这看作只是愿望，而且这个愿望在绝大多数的广州人看来是傻更更的。白日梦而已。

成年人的读书，不是为了什么野心，或许只是出于没有野心而好好生活的淳朴愿望而已。

但是如果现在广州的孩子，比如说，从十五岁开始就喜欢读书，热爱读书，等他们三十五岁了，一定比他们的父母更有出息，更有竞争的能力。二十年后的广州人，也许会变得不吃野味，但是有野心了。

我每次出席读书分享会，总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他的双胞胎儿子前来，我推荐的书，母亲总是一买就是两本，一个儿子一本。她说，我没有钱财留给两个儿子，我只是希望他们读书。这就是我可以给他们的最大的财富。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有远见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