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的美国如何对待逃兵呢？根据一些说法，美军在二战中拥有高达5万的逃兵；另一说则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1000名美国士兵因逃兵罪被判处不等的刑罚，其中包括49项死刑。

但真正被执行了死刑的只有1个人——大兵艾迪·斯洛维克（Eddie Slovik）。

此人是1920年生人，1944年入伍的新兵，作为第28步兵师109步兵团G连的成员前往法国作战。在此前的战斗中，28步兵师遭遇了德军突击，伤亡惨重，艾迪·斯洛维克作为12个补充兵被编入了队伍。

结果这个菜鸟新兵也是倒霉，还没等他到达前线，在行军途中就遭遇了德军的炮击。混乱中艾迪·斯洛维克抛开队伍四处乱跑，钻进了树林。

斯洛维克当时与训练营发同伴，二等兵约翰·坦基一同脱队逃跑，但他们很幸运，一支加拿大部队发现了掉队的美国兵，也没多问什么，见到是自己人便将之收容了进来。

就这样艾迪·斯洛维克在加拿大军队里混吃混喝待了6个星期，都1944年10月7日了，才不情不愿地被加拿大人送回了美军。

美军以为他们已经阵亡或失踪，见到人全须全尾地回来，倒也挺高兴，并没有计较什么，这事情基本上就过去了。

按理说，艾迪·斯洛维克只需要坚守战士的本分，继续把剩下的顺风仗打完就行了，好歹也在战场上适应了6星期，早应该习惯了吧？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艾迪·斯洛维克在时隔一天之后逃跑了。

这是为什么呢？斯洛维克在10月8日找过连长拉尔夫·格罗特上尉，诉说自己“太害怕了”，“不适合战斗”，不敢在前线步枪连服役，要求调到后方部队。

他告诉格罗特，如果他被分配到作战部队，他就逃跑。

他还恬不知耻地询问连长，这是否构成逃兵罪。

连长回答：“是的！”然后毫不留情地将之送到了一个步枪排。

于是，9日的清晨斯洛维克逃跑了，他的好哥们约翰·坦基发现不对劲还追上了他试图将其劝回去，但斯洛维克王八吃成砣铁了心，丝毫不予理会。

他在走出几英里后，找到了总部分遣队的一名伙夫，让他帮忙带了一封信。上面这样写道：

列兵爱德华·D·斯洛维克，编号36896415，我承认我做了美国军队的逃兵。

上次跑丢的时候，我们在法国的厄尔贝夫，我来这做补充兵。他们（德国人）炮击了这个城镇，我们被告知要在这过夜。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炮击我们，我非常害怕，神经紧张，浑身发抖，以至于当其他补充兵走出去的时候，我竟动弹不得。

我呆在我的狐狸洞里，直到它安静下来。然后我走进了城里，却没有看到任何我们的部队，所以我在一家法国医院过了夜。

第二天早上，我把自己交给了加拿大宪兵队，和他们在一起六个星期后，我被交给了美国宪兵。

他们把我放走了，我告诉我的指挥官我的故事，我说如果我必须再次去（下连队打仗）的话，我会逃跑的。

他说他帮不了我，所以我又跑掉了，如果我必须去的话，我会再跑掉的！

最后一段用的全是大写字母。

可怜的斯洛维克没多久就被捕了，宪兵将他逮了回来。

斯洛维克1942年出狱后当水管工，混到个老婆

在审讯过程中，连长和宪兵了解到还有传纸条这档子事儿，便召来了厨师对质，厨师送上了斯洛维克的“信”。

不过，宪兵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他看过“信”后，在连长面前建议斯洛维克可以先销毁便条，这样当他“正式拘捕”的时候就可以当做没看见这东西。

可逃兵斯洛维克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坚决地拒绝了宪兵的好意。

于是连长和宪兵将他带到营长罗斯·亨贝斯特中校面前，营长也表示，再给你次机会撕掉纸条，然后返回部队这事儿就没了，不会指控你。

但斯洛维克连营长的面子也不给，依然油盐不进。

罗斯·亨贝斯特中校见斯洛维克这么有种，便让他在“信”的背后再写一段文字，以说明他“完全理解故意用纸条证明自己有罪的法律后果，并将之作为军事法庭上不利的呈堂证供”。

斯洛维克照做了，他巴不得，他12岁开始就偷窃工厂的黄铜，偷盗、破门入室、酒驾、偷车，20岁出头就蹲了一堆大牢，对他而言，军事法庭的刑罚正好可以让自己离开可怕的战场。

之后他被拘押在师部里看管，上级还指派他一个战地律师亨利·索默中校，索默再次给其找了条出路，表示他可以更换部队的方式暂停指控，可以从头开始。

但斯洛维克已经彻底的油盐不进，这个混混油子坚信自己只会坐牢，他坐过很多次牢，所以不怕坐牢，这吓不住他。

他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就要上军事法庭。”

可惜斯洛维克始终不明白什么是军队。28师当时计划进攻贺根森林，这在历史上是一场双方都惨痛的血战。因为德军的坚守和天气造成的补给困难，美军士气下滑严重，逃兵等罪行不断上升，甚至有0.5%的士兵表示，宁愿坐牢也不想战斗。

这无疑引发了高层用重典的决心，就看谁往枪口上撞了。

1944年11月11日，军事法庭开庭，斯洛维克被指控“因逃避危险任务而当了逃兵”。

斯洛维克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看到，因为28步兵师从上到下都在前线与德国人苦苦血战，审判者被换成了其他师的参谋。

会中检察官约翰·格林上尉出示了“证据”——那张“信”。

然后斯洛维克的辩护律师爱德华·伍兹上尉宣布：“被告选择不作证言。”

被告席上的逃兵满脸嘚瑟，他已经认为自己马上就要回家坐牢了。

但判决时，9名军官一致认定，斯洛维克有罪，应判处死刑。这顿时让他傻了眼。

随后法庭的审判意见被送到了28步兵师的师长诺曼·科塔少将手中，他当即签字同意：“批准这一判决是对我这个国家的责任。如果让斯洛维克实现了他的目标，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走到前线，面对那一个个好士兵！”

但斯洛维克强大的求生欲仍在起作用，他居然给盟军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求饶信，要求得到宽恕。

巴斯托涅的101空降师

然而当时正是德军凶猛的阿登反击战时期，整条盟军的战线都被德军推动了，仅有101空降师等几个部队在巴斯托涅的突出部坚守，美军的士气异常的低迷，达到了战争中的最低点。

于是艾森豪威尔并没有理会这个逃兵，他在12月23日签署了命令，还特别批复：“要阻止更多的逃兵！”言外之意就是杀鸡给猴看咯。

就这样，逃兵斯洛维克倒了血霉，他不仅没捞回小命，还混了个“斩立决”。

1945年1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斯洛维克的死刑在圣玛丽矿山村的一座庭院执行，他披着一条御寒毛毯，执行的109团12名士兵们摘掉了他身上所有的配饰，然后七手八脚的将他往一根柱子上捆。

逃兵还在嘴硬：“没人会因为我抛弃美国军队而枪毙我，成千上万的人都这么做了！他们只是想给某些人找个榜样，就因为我是个前科犯，我小时候经常偷东西，那就是他们开枪打我的原因！他们为了我12岁时偷的面包和口香糖对我开枪！”

语无伦次又疯狂绝望，斯洛维克紧张到了极限，但身边的士兵根本不理他，只管把黑色的头套往他头顶蒙。

随军牧师上前对斯洛维克说：“艾迪，上天堂的时候，为我祷告一下。”

斯洛维克回答：“好的，神父，我会祈祷你不要太快地跟随我。”

12名士兵这时一字排开，每人都拿着一支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12支枪中有1支是空枪，这是惯例。

随着“Fire”的开火声，11颗子弹命中了斯洛维克，没人打他的头，伤口集中在左胸、左肩和颈部，还有发子弹打到了左臂。

但军医验尸时突然表示他还没死，于是士兵们只能再次装弹。

神父突然跳出来喊道：“如果你喜欢，那就再来一次！”

这时军医又表示：“他完全死了。”

就这样，美国二战中唯一的“完全的逃兵犯”被处决了，享年24岁。

斯洛维克被埋在了Oise-aisne美国公墓，与那些英雄不一样，与他作伴的是95个因强奸、谋杀死刑的美军士兵。他们的墓碑没有名字，寒酸的隐在灌木丛中。

后来斯洛维克的妻子试图向军队申请丈夫的遗体和养老金，没能成功，她在1979年去世。1987年，一个名叫卡尔卡的波兰裔美军退伍军人筹集了8000美元，将逃兵的遗骸挖掘了回去，安葬在底特律的伍德米尔公墓，装典得就像个战斗英雄。

他们在7届总统上任后都试图说服他们赦免斯洛维克，但没人理会。

毕竟，逃兵是最可耻的。

实际上，斯洛维克没赶上好时候，熬到1945年3月他就没事了。1945年美国战争部开始给美军开罪，他们认为美军的军事法庭案件太多，太过火，有多达170万件军事法庭审判案，占同期美国所有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搂着大姑娘亲了个嘴啦，拿巧克力换大妹纸啦，偷鸡摸狗啦等等，倒不如免了和减掉，以免影响军心，败坏美军数值形象。

战争部组织了一个“宽大委员会”，旨在对27000起美军严重案件进行审查，他们减免了85%的严重刑罚，死刑被压缩到极限。在1942年1月至1948年6月期间因逃兵而受审的2864名军人中，有49人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其中48人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