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东晋是独一档存在，比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都要特殊。一般而言，王朝到了末期，国力下滑，危机重重，气数已尽。但是，东晋到了末期，国力却蒸蒸日上，达到历史顶峰，着实罕见。
汉朝末期，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三国鼎立。宋朝末期，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无法应对游牧骑兵南下，亡国不可避免。元朝、明朝末期，农民起义纵横驰骋，财政系统崩溃，亡国随之而来。
清朝末期，即便有洋务运动加持，也陷入内忧外患。皇帝两次逃走，京师两次被夷狄蹂躏。晚清，成了虚弱的代名词，是一种屈辱的历史。
东晋非常特殊，从建国到亡国，都是独一档存在。317年，东晋建立，疆域不过荆州、江州、扬州、岭南而已。其余“侨置郡县”，以及“内迁郡县”，领地范围太小，连州治都在其他南方州里面。
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又废杀晋安帝、晋恭帝。但是，东晋灭亡之前，还能灭了北方强国后秦、南燕，横扫游牧骑兵。如果连同“成汉”，以及“谯蜀”，东晋一共灭掉4个割据政权。
东晋灭亡之际（以关中之乱前为节点），疆域达到魏晋南朝的极盛，关中、洛阳、山东、河南、两淮、川蜀、荆襄、江南、岭南都是东晋的版图。可以说，除了北魏占据河北、河东，以及赫连勃勃在陕北外，东晋几乎拿下全国土地。
亡国之前，国力达到顶峰，疆域达到极盛，东晋的历史很特殊。可以说，东晋非常强大，远不是南宋、南明可比。即便东晋内乱频繁，但对北方作战，只要指挥得当，还是能所向披靡。
那么，东晋为何如此强大，又在顶峰状态走向灭亡呢？答案是，东晋特殊的政治格局，注定东晋在极盛时走向灭亡，东晋弱小反而可以存活。
第一，东晋4股力量，彼此相互制衡，维持朝政运转。
东晋建国，不是司马睿打江山，而是各派力量协商建立江山。都知道，东晋立足江南的基础，是东海王司马越、琅琊王氏王衍的布局，“狡兔三窟”之一。
311年 ，司马越北伐途中病逝，王衍无能，导致10万大军覆没。朝廷主要公卿文武，以及司马家诸侯王，都在宁平被石勒一锅端。317年，刘曜率匈奴骑兵攻克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灭亡。
司马睿，宗室远支，是司马越的江南的一枚棋子。“永嘉之乱”，司马皇室几乎都死于北方，只有远支“五马渡江”。如此，司马睿的根基非常弱，能力、威望都不足。
开国皇帝，没能力，威望又低，东晋从何而来呢？是4股势力相互妥协，以应对内忧外患的时局，维持朝政运转，却也相互博弈。
这4股力量，可以分为司马皇室、北方士族、江南士族、流民帅。其中，司马皇室是一面旗帜，虽说没有实际权力，还要看门阀脸色办事，但暂时还不能倒下。
北方士族，以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为代表，是落难的士族。按理说，江南士族应该排挤他们，作为“丧家之犬”而已，但情况没那么简单。
流民的存在，让北方士族有了筹码。北方士族掌握朝政，条件是不侵犯江南士族的经济利益，不霸占他们的庄园，不去开发他们的土地。再则，北方士族阻止流民帅过江，这是江南士族最担心的事情。
流民过江，江南士族的利益就没有保证。如此，想要保住产业，江南士族必须接纳北方士族，否则郗鉴、祖逖、祖约、苏峻、郭默一旦渡江南下，这些大户人家可就要倒霉了。
皇室、南北士族、流民帅，彼此可以相互制衡，谁都没有明显优势。流民没有强大的核心，还不能渡江，但战斗力强悍，是抵御北方游牧骑兵南下的关键，士族们不得不适当妥协，并拉拢他们。
第二，相互博弈之后，寒门胜利，依靠流民军队横扫天下。
三角形结构，是最稳定的存在，但总是会有人想打破平衡，一家独大。东晋也是如此，皇室、士族、流民帅，在相互博弈中，慢慢走向新的集权。因为，只有强有力的政权，才能整合资源，进而统一天下。
皇室，率先发起挑战，试图终结“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把门阀政治拉回到皇权政治中。但是，皇室的努力没有效果，反而导致皇权进一步衰落，门阀依然控制朝政。
为了强化皇权，司马睿过河拆桥，重用戴渊、刘隗、刁协等亲信，让他们掌握中枢权力，以及坐镇地方，打击琅琊王氏。此外，释放奴婢，让佃客当兵，组建直属皇室的武装，动了门阀的奶酪。
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旗帜，要求诛杀戴渊、刘隗、刁协，率兵杀向京师建康。此时，门阀同情并支持王敦，司马睿战败，郁郁而终。
324年，王敦第二次叛乱，晋明帝司马绍依靠郗鉴、苏峻的流民军队作战，王敦又中途病逝，平定了叛乱。但是，司马绍重用流民，也惹恼了门阀，不久之后暴毙，正当壮年。
两次王敦之乱，让皇室权威进一步下滑，而流民帅缺乏凝聚力，故而门阀掌握了大权。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相继掌权，皇帝就是摆设。
门阀之间，也是相互博弈。其中，江南门阀顾、陆、朱、张低调，只希望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不想插手政务。义兴周氏、吴兴沈氏是武力强总，喜欢出头，在皇室、门阀之间充当打手。
王敦之乱，周氏支持司马家，被王敦派沈充去灭族。吴兴沈氏，也在王敦之乱中被踢出局，一度脱离门阀，虽说保住了宗族（王导、王彪之布局）。
北方门阀博弈，几乎是两败俱伤。琅琊王氏，对朝政影响力减弱，颍川庾氏几乎被桓温消灭；桓温想称帝，又被谢安、王坦之“拖死”。谢安格局大，在淝水之战后，主动退出，让孝武帝司马曜掌权。
谁知，司马曜也不是帝王的料，跟司马道子内斗不说，还言语刺激妃子，死于后宫，也没人追责。司马曜死后，安帝比惠帝更无知，朝政一团糟，又让桓玄有了崛起的机会。
后来，桓玄篡夺东晋，建立“桓楚”。但是，流民组建而来的“北府军”已经十分强大，在谢安、谢玄、刘牢之、刘裕的经营下，足以决定时局的发展。
404年，刘裕在京起兵，组建“勤王”军团。此时，刘裕才有7人，但迅速召集北府兵，得到了数百人，加上沿途群众参加，兵力两千多。就这点人，刘裕硬是拿下桓玄，诛灭桓氏。
刘裕出身寒门，依靠“北府兵”崛起，最终横扫群雄，基本完成统一。门阀士族在刘裕的打击下，损失惨重，虽说还有影响力，但比东晋时代差远了。南朝，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第三，北方混乱，让东晋有了发展壮大的环境。
东晋内斗，皇室、门阀、流民帅相互博弈，都是希望自己掌权，进而整合各方力量，恢复中原。也就是说，他们相互斗争，不是为了“斗而斗”，而是有着远大的目标，尤其是流民帅，这注定了东晋会朝着强盛方向发展。
桓温、谢安、刘裕都是精心治理国家，还推向“土断”，想办法把人口、财税转移到国家手中，削弱门阀力量。再则，桓温、刘裕都一度脱离“九品中正制”的选官轨道，任用贤能，英雄不问出处。
从317年建国，到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东晋不是在内斗，就是在内斗的路上。103年，东晋过得并不平稳，但运气却很好。此时，若非北方一样陷入混战，东晋也没有时间整合资源，快速灭亡。
317年，司马睿还忙于平定内乱，差点丢了荆州。此时，匈奴“汉赵”基本统一北方，但刘聪、刘粲父子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靳准之乱”，不但平阳匈奴刘氏被团灭，北方还再次陷入混战。
两次王敦之乱，以及后来的苏峻之乱，东晋陷入内战。但是，北方石勒、刘曜相互搏杀，没时间理会江南，故而东晋可以从容平叛，并进行战后重建。
桓温专权，觊觎皇权，东晋再次到了权力洗牌的边缘。此时，前燕、前秦相互攻杀，慕容垂出逃，苻坚忙于统一，也没空去攻打东晋。
孙恩、卢循之乱，以及桓玄之乱，江南遍地狼烟。此时，北方情况更糟糕，淝水之战后，前秦分崩离析，后秦、后燕、北魏、赫连夏相互厮杀，打得不亦乐乎。
可以说，东晋十六国时代，北方、南方都在打区域赛，看谁先整合资源，然后在全国大赛中获胜。东晋，无疑抢先一步完成整合，刘裕崛起，并消灭了后秦、南燕。
刘裕掌权，东晋达到极盛，但司马皇室也衰落到谷底。如此，刘裕拿下关中，消灭姚秦之后，就进入了改朝换代阶段。
东晋强大，灭亡之前，还能消灭鲜卑慕容的南燕，以及姚秦，并压着拓跋鲜卑的北魏吊打。至于赫连勃勃的“胡夏”，压根就不敢招惹刘裕，如果不是沈田子跟王镇恶闹矛盾，关中系、北府系内斗，赫连夏也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