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算不算好皇帝？

按照古人的主流评价标准，这两位都不算好东西。儒家的价值观非常纯粹，以人为本，将老百姓能否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秦始皇，长久以来都是暴君的代名词。他统治的秦朝二世而亡，实属活该；暴秦当诛，这是天命所归，也是民心所向。

至于汉武帝，刚去世就差点遭到鞭尸的待遇。他的后任为了收拾国家几近破产的烂摊子，召开了几轮盐铁会议，邀请全国的贤达耆老一起共商国是，并就如何评价汉武帝这一历史问题展开了大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汉武帝是秦朝的二号暴君，建议将他的牌位移出太庙。

这是同时代人对汉武帝的盖棺定论：“武帝虽然有开拓疆土、抵御外敌的功绩，但他杀戮士兵过多，耗尽民力财力，奢侈无度，导致天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死亡过半。蝗虫大起，赤地千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积蓄的恶果至今仍未恢复。他没有给百姓带来恩德，因此不宜为他立庙奏乐。”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对汉武帝和秦始皇做出了相同的评价：“孝武皇帝穷奢极欲，严刑峻法，重税敛财，内则奢侈宫室，外则征伐四夷，迷信神怪之说，巡游无度，使得百姓疲惫不堪，纷纷起义为盗。他与秦始皇的差别无几。”

秦始皇、汉武帝，再加上后来的隋炀帝，这三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三暴君”。与现代人的史观截然相反，他们三位是作为君主的反面典型，历代君王都引以为戒，而不是将他们视为英雄或偶像。

古人究竟推崇的是什么样的皇帝呢？

与“三暴君”相对应，历史上也有“三贤帝”之说。除了神话时代的古圣先王尧、舜、禹、汤之外，信史之后的“三贤帝”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另一种说法则是：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

汉文帝，无需多言，他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值得注意的是，文景之治其实与汉景帝关系不大，汉景帝主要是沾了光，吃老本。他一生荒谬之事甚多，小时候就曾用棋盘砸死过远房兄弟，又惹出了内战七国之乱，还冤杀了功臣周亚夫，基本上可以算是个昏君。他最大的败笔就是选错了接班人刘彻，差点把汉家江山耗光。苏轼就曾评价说：“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

唐太宗，文治武功，贞观之治，彪炳史册。但可惜他得位不正，玄武门政变是他一生的隐痛。尤其是他杀兄屠弟，囚父夺权，为了洗白还特意篡改史书，政绩中的水分不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他哪里像个帝王，无异于禽兽。正统儒家并不喜欢唐太宗，认为他在道德上有污点。

明孝宗朱祐樘，是明朝评价最高的仁君贤帝。他勤政爱民，广开言路，重视司法公正，驱逐奸佞，任用刘大夏等正直大臣，史称“弘治中兴”。他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终身贯彻一夫一妻制的皇帝。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曾评价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后世到了清朝，清人多崇拜圣祖仁皇帝，还愿意再加上一个康熙皇帝。就连一生自负、目高于顶的乾隆皇帝都曾说过，他毕生最向往的三个皇帝，分别是康熙、唐太宗和宋仁宗。

从古至今，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这些政治精英在推崇贤明之君时，都少不了提及宋仁宗。赵祯的庙号是“仁宗”，这个“仁”字并非轻易所得，它是一等的美谥。仁，代表着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民为贵，君为轻。

宋朝是一个被远远低估的朝代。它的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明，艺术最优雅，人民生活也最为富足。宋朝大概是现代人最想穿越回去的朝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是一位铁杆的“宋粉”，他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仁宗之世就是大宋的黄金时代，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时期称为“仁宗盛治”。然而，做一个好皇帝并不容易，最需要的不是扩权，而是谦抑，是皇权学会自我克制。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当时宋人评价他“什么都不会，只会做皇帝”。虽然仁宗本人在技艺上可能并不精通，但他治下的经济、政治、文化成就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宋仁宗是“君臣共治天下”。刚上台时，即有人建议仁宗集权，乾纲独断，但他对亲自指挥毫无兴趣，反而说了一段充满大智慧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这段话已经暗含了虚君共和的意味，比英国的光荣革命早了几百年。皇权不应亲自到前台指挥，否则纠错成本太高。应让宰执团队在一线放手去干，如果有偏差，台谏负责监督评议，政府可问责、可纠错。现代责任内阁制的底层逻辑与此相似：国王永不犯错，因为他统而不治，不干实事，实行虚君实相，由内阁班子负责施政。出了问题，内阁倒台，换马即可。

宋朝与汉朝不同，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由一个常委班子负责中枢政事。因为尊重大臣的权限，宋仁宗执政期间，朝廷里名臣如云，灿若星汉，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包拯等。“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在此期间登上历史舞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和“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也在此期间大放异彩。

贤人辈出皆因有一个宽容的帝王。

宋仁宗清心寡欲，宽仁治民，难能可贵。纵观历史，秦皇汉武隋炀，皆因掌握至高无上之权柄，而欲望无限膨胀，热衷于大兴土木、开创伟业。然而，资源终难以满足领袖之雄心，百姓承受重压，社会因而崩溃。此等教训，深刻昭示：帝王之大欲，实乃政治悲剧之渊薮。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个人嗜好奇石异木，官僚系统则顺势而为，变本加厉，导致“花石纲”之祸，江南百姓深受其苦。

相比之下，宋仁宗之节俭克制，实为典范。深夜批阅奏章时，虽腹中饥饿，欲饮羊汤，但虑及此举可能成为宫廷定制，劳民伤财，遂忍饥而眠。此等自律，实乃难能可贵。

仁宗天性仁厚，无论对待大臣、宫人还是百姓，皆怀慈悲之心。逛花园时口渴，因值班侍从不在而忍渴回宫，以免侍从受罚。对待民间异议者，仁宗更是宽宏大量，从不严惩。据载，成都有一失意文人写反诗鼓吹独立，地方长官惊恐万分，欲大开杀戒。然仁宗阅后，淡然处之，仅授其闲职。此等宽仁之心，实乃千古罕有。

宋仁宗勇于纳谏，从善如流。为做好皇帝，他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之态，虚心接纳臣子之谏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真提、真听、真改。他曾言：“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

一日，宋仁宗怀揣谏官要求裁减宫中宫女和太监的奏折回宫。在梳头时，梳头太监仗着多年跟随皇上的情分，自以为皇帝会拒谏，却未料仁宗立即下旨削减30名太监出宫，而梳头太监正是第一个被裁。皇后问及此事，赵祯坚定表示：“他劝朕拒绝谏官忠言，朕岂能容此人在身边！”

史书记载，宋仁宗多次被臣子当面斥责，甚至唾沫横飞，但他仍能接受谏言。如张尧佐为皇后伯父，仁宗欲任命其为宣徽使，但御史中丞包拯认为其德才资历不足，当面庭辩，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直喷到仁宗脸上。仁宗却并未因此发怒，而是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又如庆历年间，仁宗欲重修失火的灵宝塔，又被谏官余靖当面斥责，修塔之事也因此作罢。

纳谏之事，知易行难。即便如唐太宗般英明之君，也曾因臣子之谏言而气愤欲杀之。而宋仁宗却能手握生杀予夺之最高权力，仍能从善如流，听取逆耳之言。此等美德，古今能有几人？

放权、克己、纳谏，这些在常人看来或许显得“窝囊”的行为，却正是宋仁宗成就天下太平、万民安乐之基石。他之所以被视为“窝囊”，正是因为他愿意为了国家和人民之利益而放下个人之私欲和威严。

好皇帝，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仁宗去世之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甚至外国如大辽也为之悲伤，辽道宗耶律洪基闻讯后大哭，辍朝三日，并为宋仁宗建立衣冠冢。此后，辽国历代皇帝皆奉其御容如祖宗。

宋仁宗，千古第一仁君，此誉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