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日本》读后感

1895年春发动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即向日本驻港领事寻求援助。3月1日，孙中山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会见中川恒次郎领事，希望该领事援助计划中的起义。而日本人则“若媾和条件中增开商埠、内河航行等事”“使清国兵力多聚于北方抵抗我，彼等在南方举事，可使之有后顾之忧，是为消弱其势力之一策也”，显然此时的日本希望日后得到好处，并借机扰乱中国。

1900年惠州起义的策划也离不开日本浪人。日本急进派支持孙中山在华南、华中地区反清，自己则企图由台湾作为跳板，由厦门港渗入华南，这些地区当时是英国人势力范围，日本人急于参与进攻，就将与英国发生冲突，这不是日本人当时要做的事情，他更关心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因此扶持孙中山对他们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

孙中山在日本结识东阳妇人会会长下田歌子，建议下田谒见西太后，以东洋夫人会从清廷取得一笔钱，再转交给中国革命党，约定，革命成功之日，作为报酬，将满洲让渡给日本，但未见回复。

孙中山曾今打算与与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合作，以敕平台湾居民的反日斗争，以期得到日本的确实支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中山任命寺尾亨(东京帝大教授)、副岛义一(早稻田大学教授)为法律顾问，内田良平为外交顾问， 太田三次郎为海军顾问。还准备任犬养毅为政府顾问，但遭到了拒绝。

此外临时政府还面临极为严重的财政问题。据估算:“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二千万两”，而“入款之可恃者，海关税三千万两;两淮盐务，约可得一千万两”,除此之外，无丝毫可恃之款。仅此一项，便有白银八千万两的财政赤字。

“通计各省财力稍裕者，除江苏外，惟浙江广东二省，或可量为挹注（取有余而补不足的意思）”，“然则此每年所短八千万两之款，于何所求，将责之财政部长一人。”事实上，这4000万之数，也是毫无把握的。

因为由于列强的破坏，参加政府的原立宪派的干扰，以及光复各省并无向中央解款,国内很难说有可靠财源。中国海关本由外人控制，收入大宗用作赔款，少量关余才交中国政府。

从1912年1月开始，由公使团拟定的《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办法》八条，经清政府同意后施行，其中规定各海关净存税款每周汇解上海，由总税务司分存于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行，并依该委员会所列次序按期偿还外债。这样,“关余”就无法提取支用。

孙中山曾通令各省，将应解部款从速完缴,但各省多视同具文，或方优自给不足，遑论供给政府，故不能作任何支持。

正所谓“打天下易，坐天下难”，临时政府甫一成立，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争议较大的“孙（中山）桂（太郎）密谈”。

据戴季陶（孙中山日本陪同翻译，后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的《日本论》完成于1928年，据他记载，对“孙桂会谈“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后，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那么，这个被桂太郎称之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漏泄，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的重大决断，

包含了哪些内容呢?综合戴氏之所记，有下述各点:

遮断英俄的联结，尽力联德，打倒英国的霸权。

桂孙二人互相信托，建立日德同盟，以此为核心，造成中日土德奥同盟，以解决印度问题。

日本在解决印度问题之后，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

袁氏终为民国之敌，但今日与之争殊无益有损。

全力助孙完成中国铁路干线。铁道干线成，孙便可起而执政，到时桂必全力相助。

今日世界足以抗英帝而倒之者，唯德皇、桂与孙文三人而已。

说实话，感觉更像两个人的私下约定，并无确实的条约性规定。而日本对于孙中山的“承诺”，

常处于口惠而实不至的阶段，不仅反应在所谓的“孙桂密谈”，也反映在一度轰轰烈烈的中日兴业公司上。

袁世凯上台后，孙中山一度投身实业，中国兴业公司成立后，孙中山持有其中4800股的股票,占该公司总股份的五分之一。他虽然是最大的股东，但并非他一人独占，待中国政局安定后将会分售给各省股东。购买这些股票的钱款，均由日方代垫，孙仅出名而已。

在公司的组织问题上，原本已写明依中国法律设立，但日方主张根据日本法律设立。孙认为现在中国有公司法律，据中国法律，可以在中国内地营业。若用日本法律，恐回国后不好向国民交代，甚至会弄出误解来。“最好将此条暂为保留，将来再谈。

这也使得公司的架子虽然铺的很大，但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双方都并无此类经验，而日方一再要求的主导地位，也让孙中山顾忌很大，最终落实的具体项目寥寥无几。

1925年2月5日，孙中山身体已呈现下坡状态，这时候传出了“中日盟约事件”：既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方代表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中日盟约》，

具体条文如次:

第一条 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 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 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 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 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 与前项同一之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

第七条 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 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

第九条 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 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 本盟约自调印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二月五日即大正四年二月五日作于东京

但袁世凯处不知由谁人爆出一个由20人签名的十五条密约，并刊于4月18日《亚细亚报》上，引起党内外注意。4月22日，陈其美秘书黄实奉命向国内外散发关于二十一条交涉通告，指袁氏“捏造谣言，嫁祸革党”,力辩革命党无与日人订立密约之事，最终把全国的舆论引向了导袁。

这个十一条盟约，虽然在第九条中表示要修正条约、关税独立以及撤销领事裁判权等挽回利权的要求;但是，却在第一、二、三、四、五、六各条中给予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颇有相类之处。

袁世凯的暴露，可以说在舆论上给予了孙中山“雪中送炭”，当时关于这份中日盟约，是否正式签订，目前史学界争议很大，且目前以否定居多。

只能说孙中山会不会兑现他的一些“承诺”,当时面对日方，他的心情开始是比较急迫的，态度是十分有诚意的。

那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呢？是如何评价孙中山的呢？

由日本军部派往中国刺探活动的柴五郎少将，评论了中国政界有影响的人物。“其中较为世人注目之岑春煊，虽有声望，但财力兵力俱无，当无再起机会。黄兴既有气概又有声望，且今日尚.握较多兵力，但全无筹措财力办法。黎元洪虽掌握相当兵力，且有德望，但既缺乏气概，又无野心与财力。以上二人不仅不能为袁之敌手，且不能及袁之部下段祺瑞。(赵尔巽亦有重望，财力筹措尚可，如拥有兵力，有日本于其背后加以操纵，可成为袁之敌手，但不知赵能否拚其衰老之余命，并有否奋发之精力?近来称雄西北之升允，幸得俄国之后援，或可算作一股势力?”

他最后谈到孙中山，称“如孙逸仙，其心事比较洁白，是其所长，但不过是一种妄想狂之理想家，既无逐鹿中原之略，又非经纶天下之器”。

柴五郎的评价从现实的角度或许“诚恳”，或许这才是日本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对孙中山一以贯之的真实态度。

因此在落实层面上，尽管日本对于孙中山一直礼数有加，但比起无论是革命党外部的康有为、岑春煊，甚至是因为朝鲜战争与日本原本素有积怨的袁世凯，以及革命党内部主张缓进主张的黄兴，日本都明确表示过或在行动上，给予比孙中山更多的实际支持。

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使得日本的反美情绪高涨，孙中山拟议派李烈钧访日，7月13日《政治生活》第3号刊出《东方民族的觉醒》一文，在概述当时形势之后写道:“此外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的事，就是‘东方同盟’运动开始，这个同盟内容是谋中日俄三国缔结同盟，切实携手，以谋民族间真正平等之实现，此事由中国国民党发起，拟派李烈钧氏访日。”

但但显然，由于此时中日的国际地位和实力不对等，孙中山无论寻求中日同盟，还是中日俄同盟，抑或甚至是亚洲大联盟，都是徒劳的。

在一次次求援无果后，孙中山也逐渐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特派记者布罗克曼的采访时，孙中山清醒的认识到，“外国以财政援助北洋政府腐败、无能的一伙，特别是美国对我们现在的分裂状态，必须承担责任”。

对此，布罗克曼反问说:“但是，华盛顿会议不是改善了对华关系，没有支持对中国主权的侵害行为吗?”

孙中山回答说:“我们还没有从华盛顿会议得到任何利益。自这次会议以来，外国并未停止对我国国内问题的干涉。北洋政府如果得不到外国援助，恐怕支持不了二十四小时。”

孙中山希望中国进行革命时,西方国家将保持中立，不要加以干涉,他也拒绝了"黄祸论“，此外历次的军事失败也使得孙中山考虑其原因，他开始学习南非布尔人反对英国的游击战术，为此专门请教日本研究布尔人游击战术的专家日野熊藏。

他还认为惠州起义失败，除了武器不足外,是过于依赖一、二强国为后援,以想得到其同情为急务。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进行中国革命，不是立足于国内进行发动,而是过分依赖一二外国，恐将难有成功之日。

最终兜兜转转数十年之后，孙中山终于确立了联俄的大方向。

据汪精卫回忆，1921年12月于孙中山会见马林后，知道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这便是他联俄的起点。

在俄国方面来说，它也是先找陈炯明、吴佩孚等“实力派”合作，后来才找到孙中山。虽然都不是自己的第一候选人，但两国在历经“错误的选择”之后，心态都趋上成熟，对彼此合作反而“不再搞套路”，一开始就拿出了最实际和诚恳的条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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