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之中，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我往那里牵引。
正月初九早上八点，我们一家三口从杭州出发，自驾江西三清山。
坐索道，再爬山，到了山上的酒店已经下午四点半，办好入住我们便往西海岸攀登，赶去看日落。
第二天一早起来，转去爬东海岸。到了下午一点多，我们都累了，打算下山。但接下来去哪里谁都没主意。
木木用手机搜索了好久，说：“要不去廿八都古镇吧。离这里开车两个半小时，不用爬山。”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木木也从未去过廿八都。
廿八都位于浙赣闽三省交界，属于浙江衢州江山。
江山我去过好几次。参观过毛人凤和戴笠的家乡保安村，也去走过著名的仙霞古道。却从未听说过廿八都。
我们坐索道下山，回到停车场取车。
山上气温很低，我们都穿了羽绒服。下到山脚，气温升到二十多度。
上了车，赶紧脱掉外套，打开空调。导航显示此时高速上的车流量很大，我们决定走国道。
木木开车。羽哥负责用手机找酒店，很快便订下一家位于古镇，距离中心老街一百米的一家民宿。
车外阳光热烈，春风荡漾。
我们的车在山谷丘陵之间蜿蜒行进，上坡下坡，起起落落。道路在国道、乡道、村道之间频繁切换，时而宽阔时而狭窄。田野和村庄的场景反复交替。
路旁的树木仍是冬天的萧瑟景象，田野里春天的绿色已经蠢蠢欲动。
我坐在副驾座位昏昏欲睡，感觉坐上了时光机，正在穿越时空。
进入了江山地界，导航引导我们穿越村庄，穿过田野，穿过山谷。
春天的气息到处涌动，勤劳的农人驾驶着耕地机在田野里忙碌，为播种做准备。
一条宽阔的溪流沿着村道缓缓流淌，夕阳的余晖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微风一吹，金黄色的夕阳便碎裂成金光闪闪的银河一般。
木木忍不住把车靠边停下来。
溪水清澈得能清晰看见水底的石头。有农妇赤脚踩在水里弯腰洗东西，她旁边的石头上堆了几床毯子、被套、床单。
我问农妇：“您这样踩在水里，不冷吗？这么多床单，用手洗很辛苦呢。”
农妇看着我，笑着说了几句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回复她一个笑容。
我是四川人，在浙江住了二十多年。浙江的方言丰富复杂，以前去各地采访，方言对我来说是一大难题，必须有当地人翻译。
天色向晚，我对农妇摆摆手说再见，我们继续赶路。
赶到廿八都的民宿住下，已经傍晚六点。
这间民宿是一幢三层小楼，一对老夫妻把自己家改成民宿，既当老板又当服务员。
老板娘带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在前台，看我们进来，热情地招呼我们，帮我们登记。
老板娘六十岁左右，身材清瘦，头发乌黑，剪一个童花头发型，穿一件红色格子的厨房罩衣。她说一口带有江浙味道的普通话，讲话慢悠悠的，推荐我们晚饭后到老街去逛逛。
旁边的小男孩是老板娘的孙子，他递给我们三张早餐券，特别强调，早餐券是他用画笔画的。
我们在民宿旁找了一家饭店吃晚饭，晚饭后羽哥自己走回民宿，我和木木决定逛逛夜晚的老街。
从民宿到老街的入口，走路只需要五分钟。
穿过一座溪上的桥，再穿过廿八都古镇的牌坊，就算是进入老街了。
傍晚的老街灯光幽暗，夜色浓郁，不到八点，有的店铺已经关门了。有的店铺还开着，但是也在打扫卫生，做着关门的准备。
老街狭窄幽深，宽不过几米，一条细细的水沟贴墙沿街流淌。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了喜庆的小红灯笼，灯笼在幽暗的巷子里一路蜿蜒，星星点点。
明明还是正月，老街完全没有我想象中节日里的熙熙攘攘，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走得或急或缓。
有一家饭店还开着门，叫“浔里饭店”。玻璃门大敞着，里面有几张圆桌和方桌，墙上贴满了大幅大幅的菜品照片。
我们走进去。一个系着围裙的年轻女子双手插兜站在收银台前面，一个中年阿姨拿着拖把埋头奋力拖地，还有一个穿深蓝色外套的中年男人站在屋子中央。
男人五六十岁的模样，个子不高，脸庞黑瘦。他脸朝着收银台的女子说话，脚步却在往外走。
看见我们走进来，他停下脚步不说话，快速走到里屋，大约是进了厨房。
系围裙的女子热情地问我们：“要吃饭吗？菜单都在墙上，可以看着点菜。”
我说：“今天晚饭已经吃过了，我们打算看看，明天中午来这里吃。”
女子说：“好的，没关系，你们慢慢看。”
我和木木抬头认真地看墙上的菜品图片。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对系围裙的女子说话，语气里带着不悦：“有客人来了，你还不赶紧去给他们点菜，还站在这儿做啥子？”
女子回答：“人家已经吃过晚饭了，他们只是看看，要明天中午再来。”
男人说：“那我就先过去把东西拿了，一天到黑忙不完，都不晓得在做些啥子。”
我的耳朵不自觉地竖起来，很想听他们继续说下去，但男人已经跨出门槛，急匆匆往古街深处走去。
他们的口音，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让我感到奇怪，莫名激动。
木木还在饶有兴致地研究墙上的菜单，我拉着他就往外走。
木木问我：“怎么了？”
我说：“明天不能来这家店吃饭。”
木木很诧异，问：“为什么？”
我说：“这个饭店是我们老家的人来这里租房子开的，肯定不正宗。要吃就要吃当地人开的。”
木木问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饭店里刚才那两个人的对话，说的是我老家那一带的方言。”
我的家乡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经久乡，位于川西高原的安宁河谷，在四川的西南部，离这里两千多公里的距离。和廿八都遥远得就如同两个世界。
我们继续往前走。
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在前面蹦蹦跳跳。妈妈大声说：“跑慢点，一哈你又哭。”
关公庙门口的广场上，有一群中年妇女坐树下聊天。我站在旁边听。
她们七嘴八舌聊的都是家长里短，和我老家那些中年妇女差不多的话题。
我脑子里冒出一个疑问：廿八都这么偏僻的古镇，怎么会有那么多老家的人来旅游？
路过一户人家。红色的春联应该是除夕的时候刚贴上去的，敞开的黑色木门里一盏黄色的灯泡吊在空中散发着慵懒的光。
两个老奶奶坐在门里的一根长板凳上，另两个奶奶坐在大门外面街沿上的矮方凳上，隔着门槛在聊天。
这个场景好亲切，让我想起我出生长大的经久老街，也是狭长蜿蜒，鹅卵石铺就的街面，也是这样的老木门和黯淡微醺的灯光。老人们也喜欢在傍晚的时候，这样聚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摆龙门阵。
我放慢脚步，看向她们。
我听到门里一个奶奶问：“他们出门了没得？”
其中一个坐在门槛外面方凳上的奶奶说：“还没得嘛。我都催了好几次了，年都过完了，赶紧出门去找活路做，去挣钱。他们就是不忙，你有啥子法嘛。我也懒得说了。现在挣点钱也确实恼火得很。”
我脑海里，出现一个巨大的问号，晃得我脑壳晕。
为什么在遥远的浙江江山一个小镇上，会住着一群说我们家乡话的人？
我把我的发现告诉木木，木木也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是平时遇到讲四川话的人，我大概率会冲过去认老乡。
但是这个晚上，在一个远离四川的浙江古镇上突然听到特征如此明显的乡音，我却不敢上前。
我对木木说：“我们回民宿去找老板娘聊聊。”
回到民宿，老板娘戴着老花镜正坐在大厅里折晒干的被单。白色的床单，在她的手里翻来叠去几下就变得平平整整。
我和木木坐下来。我说出我的疑惑：“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人讲四川话？”
老板娘听到我的问题，一点都不吃惊，问我：“你们已经去逛过老街了吗？”
我说：“是的。我听到老街上很多人说的都是四川话。”
老板娘把手里的被单放在桌上，笑眯眯地看着我：“老街上的居民说的话，叫廿八都官话，确实是四川话。”
我很激动，接连问她两个问题：“那你知道是四川哪里的话吗？为什么你们的官话是四川话？”
老板娘说：“老一辈告诉我们这是四川话，但到底是四川哪里的，大家都不知道。四川那么大，我们也没法考证啊。”
我说：“可能外地人听四川话觉得都差不多。其实不同地方的方言差别还是很大的，成都话、重庆话，四川东西南北中各地说的话都是不一样的。就连不同的村落之间都会有语气或者音调的差别，我们一听就能听出来。”
老板娘很感兴趣，问我：“那你能听出廿八都官话是四川哪里的方言吗？”
我说：“我就是听出来了，才这么吃惊。他们说的既不是成都话，也不是重庆话，是川西南的方言，更具体一点，是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经久乡南部到德昌县这一带的乡村方言。我老家的方言。”
老板娘说，她家世代都是廿八都居民，关于廿八都的历史和故事，她是从老一辈那里听来的。
有些故事，有史记载，有些故事无处可考，当地老百姓一代一代口口相传。
老板娘说，当时清朝派了一位四川籍的三品武官驻守廿八都。但他的籍贯是四川哪里，谁也不知道。
这位将军到了廿八都，发现这里的人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实在不方便交流和管理。
于是下令，把自己说的方言定为廿八都官话，要求官员人人必须学会这种方言，正式场合交流必须使用官话。如果哪位官员来找他汇报工作，不讲官话，就要挨板子，杖罚，还要在屁股上点蜡烛。
如今廿八都最出名的糕点“铜锣糕”的由来，也跟点蜡烛烧屁股的典故有关。
这么一来，从官员到百姓，争相学习廿八都官话——四川某地方言。
老板娘说：“因为是官话，所以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我儿子，我孙子都会说。但是，仅限于住在古镇街上的居民说的官话才正宗，一共也就几千人。离古镇越远，讲的官话就越不正宗，夹杂着各种口音。附近有些村子，讲的就是另外的方言。但廿八都官话，他们都听得懂。”
廿八都古镇始建于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制，按500户设一都保，共设四十四都，该地编为廿八都，廿八都的名字由此而来。
因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廿八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朝廷都会派重兵把守。
清政府上台后，从全国各地招募了1500名士兵驻扎在廿八都南面的枫岭关口，防范残余明军返攻。
民宿老板娘说，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和当地人通婚组建家庭，带来了各地的方言。
廿八都还是三省货物中转的交通枢纽，很多商人来这里做买卖，也选择这里定居，娶妻生子。
四川籍的三品武官驻守在这里，统一官话，推行贸易，当地居民不再受战乱之苦，安居乐业，商业繁荣。
廿八都慢慢成了一个移民镇，几千人口就有141种姓氏，说13种方言。但通用官话只有一种，就是老街居民说的这种四川方言。
老板娘说：“明天正好是廿八都赶集日，就在我家门口这条街。附近的村民都会来摆摊，说什么方言的都有。你们可以去看看。”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窗外就响起各种叫卖声，喇叭声。吃了早饭，我们加入赶集队伍。
民宿门口的地上堆了一堆皮革包包，一个中年男人拿了喇叭在叫卖。
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手上拎着菜，拿起一只包左看又看，说：“这不是真皮的。”
老板大声说：“几十块钱的包包，你还想买真皮的。两百块你都买不到真皮的！”他们说的都是普通话。
一家店铺门口，工人在铺一块水泥地，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正在干活的男人放下手里的铁锹，对围观的人说：“这个是刚刚铺的，要等它晾干才能踩，你们要有耐心多等一哈，不要急倒踩上去。听到没得？”
他说的是廿八都官话，我老家的乡音。
我们一家三口从集市这头逛到集市那头。
木木想买几斤芋头，但是卖芋头的阿姨说的方言我们听不懂，连比带划也无法交流。隔壁摊位说普通话的中年女人过来帮忙，告诉我们价格，并且告诉我们，那位阿姨说只收现金。
羽哥在一个饭店门口买了两个包子一袋豆浆，卖包子的小伙子说的是廿八都官话，一对来买肉包的情侣说的也是廿八都官话。
羽哥接过包子，跟我说：“妈妈，他们说的是外婆家的方言，我听得懂。”
一个大爷用三轮车拉了十多块松木做的菜板在路边售卖，木木看上一块有结疤的，问他多少钱。大爷用普通话回答：“十五块。”
集市在一条街上铺开，半个小时我们已经逛了一个来回，拎着集市上买的菜板、芋头、鞋刷、凉糕回到民宿。
老板娘正在扫地。我随口问老板娘：“廿八都官话说赶集怎么说？”
老板娘说：“赶圩（XU）。”
我愣住了。“圩”，是客家人对集市的称呼。客家人把赶集叫做赶圩。
我是四川西昌人，也是客家人。我说老家当地的四川方言，也说客家话。
家谱上记载，清朝光绪年间，我的祖先从广东梅县搬迁至四川宁远府（现在的西昌），定居在安宁河边一个叫经久的地方。
整条经久老街，只有我们一家人说客家话。世代以来，家人之间交谈我们只讲客家话。客家人的风俗习惯我们一直完整地保存到现在。
我们和当地人交流，讲当地四川方言西昌话。
我们家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百多年，当地人提起我们时，依旧称呼我们是“广东人”。我们讲的客家话，他们叫做“广东话”。
在当地人的标签下，我从小也自诩说着“广东话”的“广东人”。
但这只是一个虚无的标签，我的爷爷我的爸爸，以及我们全家，迄今为止都从未有人到过广东梅县。
这是祖先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
和我的祖先从广东迁到四川差不多的时间，也许还要早一百年，甚至两百年，在四川西昌经久到德昌这一带的某个村子，出了一位三品将军。他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们，跋山涉水，历经艰辛，来到浙江一个叫廿八都的地方驻守。
从此，他把根扎在这里，守护这一方水土。遥远的故乡，留在他身上的印记，只剩那一口浓浓乡音。
他把自己的方言变成了廿八都官话。这套官话，从此代代相传，历经几百年，直到今天仍完好地保留在廿八都古镇上。
廿八都古镇居民是说着四川方言的浙江人。在两千多公里外，和他们有同样乡音的那个地方，他们从不知道，更从未踏足。
就和我这个说“广东话”的客家“广东人”一样。
走在廿八都的老街上，听着熟悉的乡音，我问自己：到底哪里才算是我真正的故乡？
广东？四川？浙江？好像是，好像又都不是。
四川老家的当地人说我们是广东人。而要再往上追溯，所有客家人的祖先都在中原。
我在四川西昌一条叫经久的老街出生长大，然后到成都求学，最后定居在浙江杭州。
每一处都有我生命流过的深深痕迹。
几百年前那位来自家乡的三品将军，也在廿八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
冥冥中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我牵引到此。来和这位背井离乡仍乡音不改的将军老乡，隔着几百年的时空相遇。
都说乡音代表着故乡，走在廿八都的老街上，我好像突然穿越时空，又回到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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