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那架飞机失事，在国内的多个领域引起震动，许多原四野的干部因走得过近遭到处理，也有人处境离奇，明明没有涉入太深仍是被隔离审查，就比如梁兴初将军。

他当年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曾到北京跟毛主席说过自己的事，主席听后给予肯定：你不是他的人。

可几个月后，随着调查的深入，梁兴初还是因为往事受到牵连，组织给的定性就变成了“上贼船”，从此这位在朝鲜战场打出“万岁军”威名的猛将，有了几年落寞岁月。

那段日子由于身份的尴尬，老友、旧部很少有敢跟他沾上关系的，因此在他身体健康恶化时，一度过得非常艰辛。

幸好，关键时刻一位开国少将给予方便，让他得以有人照顾。

梁兴初土地革命时期就在红一军团中战斗，往后的革命生涯，基本也都在林总的麾下。

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没有刻意巴结过，尤其是1967年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后，他跟林总只有两次私人性质的接触。

1971年10月27日，梁兴初与军区政委张国华奉命前往北京汇报工作，面对调查人员，梁兴初如实讲述了那两次会面时的场景。

一次是他刚被调到四川不久，跟张国华同去林总住处商讨公务，在交谈中，林总曾给梁、张沏茶，还说了句：现在四川有点乱，本来我们还不放心，现在有你们两个在，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我们”，林总指的是他自己和毛主席，这很符合大运动时期林总说话的习惯。

还有一次是梁兴初跟战友们去看电影，正好林总也在，跟大家挨个握了手。

这两件事都有人证，经得起调查，毛主席听完就风趣地说：你喝了他的茶，但不是他的人嘛。听了这句话，梁兴初非常高兴，以为很快就能有一个清楚的结果。

然而，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在成都军区翻出了一件往事，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1970年，陈夫子的“天才论”被毛主席批评，随后四野相关将领都遭到敲打。这时空军的吴中将仍不死心，大肆搞串联，一些搞不清形势的干部就被迷惑，做了错事。

梁兴初政治嗅觉不够，允许一些错误言论在成都军区发布，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这种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专案组觉得在敏感的时局下应严肃处理。

因此中央在1972年3月下发的〔1972〕14号文件中，给梁兴初、成都军区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三人做出定性——“上了贼船”，随即他们都被隔离审查。

对于这个结果，梁兴初有些难过，他立即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申诉信，希望中央能重新调查自己的问题。然后就服从安排，被隔离在了山西省太原市义井化工厂。

这一年梁兴初59岁，已近花甲，工厂便让他去相对轻松的轻工车间劳动，也算是一种照顾。其实梁兴初是打铁出身，干累活不会有任何意见，关键是需要精神方面的慰藉。

他多次向前来谈话的政工干部表示，自己要写更详尽的报告，相信中央看过这些材料后，一定会纠正自己身上的“路线问题”。

生活中他本来也想找人说说家常、开开玩笑，但工友不知该以什么身份跟他相处，所以往往没人搭话。这样的日子，孤单感有多强不言而喻。

更难过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退化，梁兴初的健康问题日益严重。他身上有战争年代留下的九处弹孔，每逢天气变化就会出现反应，瘙痒、疼痛等等特别折磨。

有一次他给妻子任桂兰写的信上说“有些腿疼”，妻子看后立马就哭了。她明白丈夫的性格，若非疼得受不了，绝不可能表露出软弱。于是，任桂兰决定辞掉工作去陪丈夫。

任桂兰按照程序向上面打申请，先说明梁兴初目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讲出自己是医护人员，可以照料梁兴初。这样对个人、对组织都是好事。

当时同类型的申请报告非常多，一道一道审批要弄很久。而且越是敏感的人物，上级越不愿惹麻烦，很可能被束之高阁。

任桂兰知道这些现象，内心很焦急，只能一遍又一遍去找相关部门，奈何经常是无功而返。好在这份执着是有用的，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得知了此事。

李德生跟梁兴初早年并没有什么接触，不过作为解放军政工系统的高级领导，他很清楚梁兴初的为人，以及背后的问题。有些东西他没办法改变，但给予一定照顾还是可以的。

他亲自打电话给专案组，希望“排除阻力，落实相对的干部政策”，这句话是一个态度，任桂兰的申请因此很快得到批准，不久她带着两个孩子前往太原与梁兴初一同生活。

有了家人在身边，梁兴初身心的苦闷都缓解不少，李德生将军这个处理，非常人性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大力清理历史旧案，很多老干部得到平反。梁兴初见此非常激动，不断上书，希望能解决自己的定性问题。

然而，由于他当初的位置和做法太特殊，组织一直没有给予回应，为此还专门召开过会议商讨。

同样担任过成都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将军说，自己在四川工作时，看到很多关于梁兴初的材料，堆满好几个办公桌，但没有一个文件能明确梁兴初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所以应该重新审定。

有参会的人立即反对，认为先前已给出过定性，涉及到九一三的事不宜再平反。

两种说法坚持不下时，中纪委负责人黄克诚说：当初给梁兴初的定性是“反革命”，他战争年代留下过九处伤，谁见过为了革命不要命的“反革命”？

有黄老推动，1979年下半年梁兴初终于解除劳动改造。但还是经历了两年的仔细审查，中央才在1981年10月给出最后的定论：梁兴初当年没有造成实质性危害，予以平反。

后来梁兴初就带着家人前往北京生活，组织本来打算安排他去沈阳或济南军区做顾问，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但梁兴初拒绝了，他直言个人不需再做安排，余生只想写写回忆录。不过希望组织能帮当初受自己牵连的干部恢复名誉，这是唯一的心愿。

吃过那么多苦，有机会提条件时，想到的却是别人，这个品格，很令人敬佩。后来他真的没有再去领导岗位工作，军委也陆续为原成都军区的干部平反，梁兴初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1985年，梁兴初病逝，这段波折的经历，属实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