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瀚海雪原、千山孤城,这是多么瑰丽雄壮的景象啊！边塞，对于处于内地繁华之地的人来说，是个遥远而又艰苦的地方，但它又充满着机遇和挑战，对于满怀豪情的诗人来讲，那里便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从古至今，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边塞的吟咏。
论起边塞诗，人们总是会首先想起盛唐。风骨兼备、恣肆昂扬的边塞诗仿佛一株奇葩，一出世就惊艳了世人，兀立在盛唐诗坛上，为唐诗的绝世风华奠下半壁江山。可是，任何事物都绝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它必须经过长期的准备阶段，悄悄萌芽，努力生长，最终走向成熟。
边塞诗，即是反映与边地生活相关之人、事、情、景的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诗经》中《小雅·出车》《大雅·江汉》便是边塞诗，其描写将士受命于天子，讨伐外寇，征战四方，以赞美武功，标榜功绩为中心思想。
《出车》中"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便很好地体现出将士受命于天子，王师必胜的自信。因为当时是奴隶制宗族社会，周天子既是宗族中的大宗，也是最大的奴隶主，所以当时的人对周天子有种盲目的崇拜，这种心理反映边塞诗中就是王师所到之处，战无不胜的自信心。
而到了汉魏，社会制度由奴隶制转为封建社会，上层对下层的统治加强，各个阶层等级森严，这也影响到了诗歌的创作。
汉魏时期税役制度逐渐完善，农户被强制性调到边塞服役，而一去就是几十年，再加上这个时期边境民族冲突不断，所以此时期边塞诗多是反映边地征战的疾苦以及戍卒思妇的哀思，如汉乐府民歌《古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徐陵的《关山月》、曹丕的《燕歌行》、何逊的《边城思》等，读之有凄神寒骨，潸然泪下之感。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为当时代表作，"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忍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体现了汉末国家动乱，异族入侵时一个弱小女子的悲惨命运，这是千千万万饱受征战之苦的人民的代表，强烈反映出边地冲突给人民带来的疾苦。
一直到了唐代，随着国家的空前强大，边塞诗也一改颓势，进入了黄金时代，以其雄浑豪迈之姿态，屹立在世人面前。
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二百首，而仅仅《全唐诗》中收录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首，唐边塞诗兴盛，可见一斑。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巅峰时期，其诗意境雄厚，格调慷慨，如一声声昂扬的军号，吹出了盛唐气象，吹得历史都热血沸腾。盛唐的边塞诗人胸怀开阔，斗志昂扬，充满了"愿为腰下剑, 直为斩楼兰"的豪情壮志，"醉卧沙场君莫笑"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个人英雄气概，谱写出了时代最强音，非后世之人可望其项背。
唐边塞诗之兴盛与唐帝国的文治武功密不可分，可以说，无唐朝之强势，无边音之昂扬。
唐朝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这些都不必冗述。而唐皇室有着鲜卑族的血统，唐朝风气尚武开放，加上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在武功方面立下赫赫功绩。这就使士人处于一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产生了"丈夫皆有志, 会见立功勋"这种建功立业的心理和万里觅封侯的雄心壮志。
特定的时代气象促使文人想在边塞"潇洒走一回"，搏个封侯拜相。岑参便是两次出塞，第一次由高仙芝上表奏请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入高仙芝幕任掌书记一职，第二次由封常清表请为安西节度判官，前后在边疆军队中生活了六年。
在岑参的边塞诗中，多是对友人建功立业的期许，其实这也是岑参对自己建功立业的期许。功名意识使岑参的边塞诗充满昂扬向上的精神。
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诗人送别友人时，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与期许，诗人希望友人能够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实际上这也是诗人自己的理想与希望，诗人有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诗人在与各位判官集会的时候，发出"岂能贫贱相看老"的豪言壮语，表明了诗人建功立业的心志。"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更是表现了诗人有理想目标之后所生发的豪情。时值秋日，诗人并没有遵循自古以来的"悲秋"传统，此诗情绪昂扬，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有一种豪气在里面，体现了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
唐朝的军制改革也为士人开辟了封侯的捷径。唐朝初期采用的是府兵制，《新唐书·兵制》：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可见当时的府兵平时为自耕农，农隙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充军，装备自备，战后回归家乡。
后来边境战争频繁，府兵得不到轮换，以致出现了"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现象。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自耕农沦为地主佃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府兵制度难以继续。而由张说奏请玄宗，改为募兵制，"请一切募士宿卫"对他们特加优惠, 奖励军功，赏赐爵位，大大激发了士人的从军热情。
另外方镇的设立，为士人提供了一条"军转政"的道路。各镇主帅设立幕府, 招募文人作为自己的参谋。文人进入幕府, 不仅有了铁饭碗，而且还可以蹭到军功，通过主帅的举荐而入朝为官，如封常清自荐入军，为高仙芝幕府，辅佐高仙芝，征讨小勃律被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成为了从军者的榜样。
高适更是诗人马上封侯的典范。《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热衷于功名进取，时时渴望上阵杀敌，却不得重用。天宝十一年（752年）哥舒翰邀请高适加入自己的幕府，留任幕府掌书记。
随着哥舒翰的器重, 仕途的得意, 诗人对前途的担忧很快烟消云散, 更多的是意气奋发, 充满自信，如《塞下曲》"万里不惜死, 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 入朝明光宫", 将自己的个人边塞见闻, 观察思考和功名志向糅为一体,基调慷慨昂扬，充满了现代社会所谓的正能量。
唐朝广德二年（764年）春天，高适六十一岁。被招入朝中授予刑部侍郎，后来又转任散骑常侍，进封为渤海县侯，最终实现了封侯的人生理想。
除了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著有大量的边塞诗之外，李白、杜甫、王昌龄、王之涣等都进行过边塞诗的写作，就有素以冲淡静气闻名的王维也作过铮铮边音，《少年行》一句"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显现了盛唐社会游侠少年意气风发、轻身报国的精神面貌，同时也焕发出昂扬奋发的盛唐时代精神。
李白《塞下曲》"愿为腰下剑, 直为斩楼兰" , 杜甫《后出塞》"男儿生世间, 及壮当封侯"，王昌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皆是盛唐文士积极进取的体现，边塞诗写作似乎成为了当时的潮流。
但是一场"安史之乱"，使得大唐盛世一去不返，唐王朝逐渐走向衰弱，外面异族入侵，内部农民起义不断。这种危如累卵的局面，也给唐朝的诗歌带来了非常迅速的变化，尤其是边塞诗歌无论从主题还是风格都发生了转变。
盛唐过后的边塞诗渐渐失去了耀眼的光泽和昂扬的基调，变得消沉和黯淡起来。同样是描写边塞生活, 此时的边塞诗却在壮烈慷慨之中, 透露着伤感悲凉的气氛。恶劣的政治环境, 持续不断的战争, 磨灭了唐人以往的征战好战情怀, 一种恶战低沉之气弥漫开来, 盛唐之气已不再。如果说盛唐边塞诗是军歌、战歌、凯歌的话,那么中晚唐边塞诗则更象国荡、挽歌、哀乐。
如李益的《回军行》云:"关城愉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军士哭龙荒".此诗描写了深秋边关万木摇落、风沙漫夭,古战场一片凄凉恐怖的景象.李山甫《兵后边》中的"千里烟沙尽日昏,战余烧罢闭重门。新成剑戟皆农器,旧着衣裳尽血痕"。极力渲染边地战后休目惊心的惨象和悲凉气氛。
李益的另一首代表作《夜上受降城闻笛》，更是让人肝肠寸断。"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经过银灰色的月光照射过后，沙漠显得更加冰冷雪白，面对日渐萧瑟和刺骨的北风、阵阵悲鸣的乐曲之声，就算是钢铁铸造的战士亦会倍感思乡而热泪盈眶。
自唐以后,原有的雄关边塞己不复存在，边塞诗也由放声高唱转为了低沉怒号。
自宋以来，在长期的消极抗战与屈辱中,汉民族慷慨激昂、乐观向上的英雄主义大为减退,现实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转化为感伤主义和爱国主义,但也是由忠于先朝的移民、部分爱国人士和文武官员在民族危亡时的唱和,有着"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味道。
宋朝积贫积弱，面临着民族政权并立发局面，无力也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尔出现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饱受攻击，甚至惨遭不幸！范仲淹一首《渔家傲》道尽了其中的辛酸：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里的边声连角、长烟落日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描绘了边塞的情景，而衡阳雁去不仅仅表达了大雁不愿留在这里的思想更表达了边疆战士对这里凄凉苦寒环境的无法侍从，也表达当时国家政权遭受迫害，民族战争不断，统治阶级的重文轻武，国力的积弱，统治者偏安一隅的心态，从各个方面看，都没有唐朝时对外进行战争时开拓的精神。
盛世已去，盛音难再，唐代高亢之边音从此就不复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国势的强弱也会自然或不自然地渗入文学作品之中，在以社会历史因素为主导，个体诗人创作风格为辅的双重原因驱使下，边塞诗变豪迈乐观为冷静客观，甚至消极颓废，但各个时代边塞诗歌相比并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它既是时代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更因起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而熠熠生辉。
参考资料：《诗经》、《全唐诗》、《新唐书》、《历代诗话》、《边塞诗论稿》、《中唐边塞诗浅谈》、《历代边塞诗词选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