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面积高达15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欧洲大陆，北纬60度以北是冻土地带。西伯利亚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60度以南。那里的气候与欧洲类似，夏季可攀升到30℃。但一到9月，气温就跌破0℃，冬天最低气温能跌到零下40℃。

因为气候极其恶劣，生存十分艰难，除非迫不得已，比如流放，人们都不愿在这里居住生活。因此，流放地成为西伯利亚的代名词，又叫“没有屋顶的监狱”。

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1849年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宣布于1849年11月16日执行死刑，但是在行刑前一刻，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癫痫症时常发作。1854年他终于得到释放，但必须在西伯利亚服役，直到1858年升为少尉后，他才完全获得自由，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与写作。这段经历被他写成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真实再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

那是一种地狱般的生活。犯人的营房，是一栋早就该被拆除的破旧木屋，空间狭窄得无法让人转身，腐烂的地板上，覆盖着两三厘米厚，能把人滑倒的污物，室内冷得结了冰，天花板在滴水，炉子产生不了热量，只有让人难以忍受的烟雾。

到了晚上，营房从外面锁上，犯人只能用屋内的木桶排便，所有人都臭得像猪一样。跳蚤、虱子、蟑螂遍地跑。他们睡在没有被褥的木板上，整晚冻得瑟瑟发抖。

犯人之间不存在友谊，而是充满敌视，就像一头狼看着另一头狼，营房中充满了污言秽语和人身攻击。有一次，一个犯人喝醉之后，突然暴跳如雷，抄起一把刀就向别人冲去。十来个人一拥而上，摁住他往死里打，直到他失去意识。这人知道每次喝完酒后都会挨揍，但是仍然酗酒。

一个杀人犯流放到某矿区，在那儿又杀了一个人，之后被流放到另一个地方，又杀了一个人。每次杀完人之后，他都会读《圣经》。他说他也不想杀人，只是觉得人生异常痛苦，如果此时有人来烦扰他，他就不由自主把人弄死了。杀完人后他不再痛苦，且对死者感到愧疚，但已于事无补。

在中国古代，犯人发配之前，要在其脸上刺字并涂上墨炭，作为罪犯的标志和耻辱，再也洗不掉，称为黥刑或墨刑。《水浒传》里的杨志、武松、林冲，脸上都被刺了字。

俄国也有这种刑罚，不过残忍得多。18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就在圣彼得堡的中心市场，亲眼目睹了一个杀人犯所遭受的刑罚。

行刑者手持一根用生牛皮制成的，直径约4厘米的鞭子，奋力抽打犯人赤裸的脊背，留下15-18厘米长的鞭痕，抽了333下才停手。随后，犯人鼻孔被钳子撕裂，脸上被通红的铁块烙下印记，重新投入监狱，等着发配到西伯利亚一个矿井去服苦役。

16世纪末，统治西伯利亚的失必儿汗国（简称汗国）崩溃了，俄国人征服了这片土地。迅速的扩张，使得西伯利亚地区严重缺乏劳工、农民和商人，而恶劣的气候，又不能吸引足够的自愿移民，于是沙皇政府就把罪犯、逃兵、妓女和暴乱者，发配到这些地区，让他们从事繁重的矿藏开采。

到了18世纪，流浪、乞讨、采盐、砍伐橡树、欠债、对宗教怀有异见等行为，都成了流放西伯利亚的罪行。前往西伯利亚的人数年年激增，多达数十万。但是，对于广袤的西伯利亚而言，这点人还是太少。西伯利亚的刑罚工厂，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于是，沙俄政府开始赋予全国各地一系列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行政流放的权力。

这么一来，就像制造冤假错案一样，许多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刑满返乡人员、不听话的人、持异见者、有犯罪嫌疑的人，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为了让流放者安心或者死心踏地留在西伯利亚，并弥补当地性别失衡问题，沙俄政府鼓励妇女带着孩子跟随丈夫一起流放，这其实就是连坐。由于自愿跟随的人数寥寥无几，国家便出台法规，强迫政治流放者的妻子，必须陪同丈夫前去。随后又扩大到流放者的配偶成为自然流放者，流放的男性农奴的妻子，即便不是农奴也必须同去。

妇女们在出发前并未被告知，一旦到了达西伯利亚，她们就会被剥夺法律保护和法律权利，且不允许返回俄国的欧洲部分，除非她们的丈夫死了，或者丈夫再次犯罪而解除婚姻。

去之前，她们被告知，吃住穿全由政府负责，政府免费给每个罪犯家庭一个农场，她们只需要安心跟着丈夫一起生活就行了。实际上，她们很难与丈夫住在一起，也无法从他们那儿获得帮助。

由于管理极度混乱，一些妇女甚至见不到丈夫，因为管理部门根本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在哪儿。有个被判处20年苦役的男人，妻子打听了25年，都没打听到他的下落。

即使能与丈夫在一起，她们仍然难免被犯人强奸，或者被丈夫送出去以换取钱、酒和保护。

女性流放者到了流放地，营地行政部门将她们的关押地点变成妓院，组织出卖她们的身体，然后分配给偏僻村庄的男性定居者为妻。这些村庄通常只有两到五名妇女，单身男性却多达五六十名。一对夫妻因为同样的罪行，被流放到同一地点，但因为流放时间也就是到达时间不同，先到一步的妻子，被送给了另一个定居者。

如果妇女逃离了那些虐待且剥削她们的同居者，就会被逮捕，单独监禁一段时间后，送往更偏远的定居点的男人为妻。

那些侥幸生活在一起的流放者夫妇，境遇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的住所与其说是农家小屋，还不如说是牢房。有些人甚至连小屋都没有，好几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在一间真正的牢房里，十几岁的少女，不得不和苦役犯并排睡在一起。

由于生活极度困难，有些妻子不得不卖淫来供养家庭，甚至让年满12岁的女儿去卖淫。

妇女们经常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一起上路，有些十岁左右的小孩，不得不每天步行三十公里。由于饥饿、寒冷以及医疗设施不足，一半孩子在途中死去。

孩子们要面对的远不止这些，还要面临罪犯的引诱和侵害。有个罪犯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让6岁的女儿晚上和罪犯、士兵杂乱睡在一起。一个苦役犯12岁和14岁的女儿感染了梅毒。一个12岁的女孩被一群罪犯视为共同财产。

19世纪初，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一整年都在赶路。酷热的夏季，流放者无处躲避烈日，脚下踩出的团团尘土，让队伍后面的人几乎无法呼吸，脱水和中暑使很多人身体虚脱。秋雨虽能让罪犯们在高温后获得短暂的喘息，但也会使道路变成泥泞过膝的沼泽地。当冬季气温在零下20℃时，哈出的气会冻在胡须上。

许多人出发时并未带够钱、衣物和食品，有些人的钱财则被沿途官员抢走，有些人在严寒中冻掉了手指和脚趾，甚至直接冻死饿死。

走在流放队伍最前面的是苦役犯，戴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并且串联在一起，以防逃跑，脚镣在行走时会严重擦伤腿脚，造成溃疡，一旦其中一个人跌倒，其他人就会受到牵扯。苦役犯后面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人，只戴脚镣。再后面是政治流放者，不用戴镣铐。最后面是流放者的家属，家属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乘坐马车。

从俄国的欧洲部分抵达西伯利亚指定区域，通常要走两年，如果罪犯中途生病接受治疗，这个过程会更久。当局担心罪犯故意拖延行程，以便减少到流放地服刑的时间，规定罪犯达到监狱工厂时才开始计算刑期。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判了6年刑期的罪犯，经过6年长途跋涉，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达到目的地，他的6年刑期才刚开始。

对于妇女来说，流放途中尤为折磨，无论她之前是否从事卖淫，进入流放队伍后都会变成妓女。男人竞相拍卖，成为她们的情人，如果拒绝就会面临强奸甚至开膛剖肚。妇女们也会主动出卖身体，以求获得男人的保护和物质援助。性病在流放队伍中传播，怀孕的妇女有时不得不在马车上生产。

每个罪犯身上，都有一张记录个人基本信息的卡片，这些卡片常会出现姓名或者流放地混淆的抄写错误。有的人经过数千里的跋涉，才发现到错了地方，然后又花费几个月时间返回。

押送官兵不可能记住每个人，他们通常只清点人数。罪犯敏锐地抓住这个难以弥补的漏洞，贿赂抄写员，将目的地改为不那么遥远或者不那么累人的地方。有些人则用欺诈手段与别人交换名字，从而逃避服苦役。

涅尔琴斯克矿区横跨1300千米，西起贝加尔湖东岸，东至中国边境，是尼古拉一世时期最可怕的流放地，苦役犯的营房既肮脏又狭窄，9平方米的空间，难以置信地塞进80-120人，如同畜生。

矿工们日夜轮班工作，一班12个小时，没有任何机械化作业，完全靠人力。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动，许多罪犯不惜自残，比如把针插在脸上，然后站在零下30℃的环境里让脸颊肿胀。再比如把手冻伤，冻到手指需要截肢的程度。

然后就是逃跑，尼古拉一世在世期间，逃跑者成千上万。虽然大部分逃犯最后都被抓回来，或者主动自首，但是他们已经严重干扰了矿区的正常运转。

逃跑期间，他们通过杀害当地官员获取钱财，同时发泄仇恨。一个逃跑者仅仅为了17卢布，就杀害了一个士兵的妻儿。为了少量钱财杀害一家人的案件，以及强奸案和绑架案不胜枚举。

逃跑途中，有些人因为找不到食物而饿死，有些人淹死在河里或者被沼泽吞没。再次被捕时，如果身份没有被识别出，遭受的刑罚会比原来轻，从而诱使他们进一步逃跑，形成一个逃跑和重新被捕的恶性循环。

为了防止罪犯改变身份逃跑，男性和非贵族苦役犯在放逐前，要剃去一半头发，而且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并在他们身上打烙印。起初是撕破他们的鼻孔，因过于残忍而被终止，后来改为类似中国的那种墨刑，但都不能阻止流放者大批逃亡。政府因此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也给治安带来极大的破坏。

喝酒和赌博，能让罪犯们片刻失忆获得快乐。喝光或者赌光了所有钱财的人，被称为“无权的囚犯”，被迫从事倒粪桶、打扫肮脏的营房、给赢钱者当仆役这样卑微且令人作呕的工作。其他人赌博时，无权的囚犯要在外面站岗放哨，在零下30℃的黑夜中站六七个小时。

抢劫、谋杀和强奸在西伯利亚横行，流放者或者因为抢钱而将人家灭门，或者因为酒保不肯赊账而将其杀死。盗窃不分日夜，抢劫不限于街道，匪徒不仅从门窗进入居民家里，甚至挖隧道进入。在一个不超过5000人的小镇上，一年就发生了67起谋杀案。由于警力不足且腐败盛行，无数案件不了了之。

而在没有警力的西伯利亚荒野，犯罪行为更为猖獗。1845年，一支金矿勘探队伍在森林遭到谋杀。1875年，两个为当地贵族送酒的农民被打穿头骨，死在路上。强盗们有组织地伏击路上的商队，用针、钉子、火和刀子施加酷刑，用马车车轮碾碎孩子的头骨，残暴至极。

针对妇女儿童的性侵十分普遍，很多妇女遭到轮奸后被杀。

政府无力独自应对在西伯利亚四处作案的流放者，便无视甚至纵容农民和土著杀死流放者。流放者则常常纵火实施报复。1898年，有64个农庄被完全烧毁。

流放者中有一群特殊的人，被称作“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14日，这些俄国贵族领导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起义，意图推翻尼古拉一世，起义失败后，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矿山服苦役。

在西伯利亚，他们试验了政治权威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提供了一种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行动主义的模式。可以说，1917年革命的根源，可回溯到1825年。

从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期间，被流放的沙皇臣民超过100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接过权力的临时政府宣布大赦。1917年4月25日，新政府正式废除流放这种刑罚制度，西伯利亚这座“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终于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