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曾经笑谈:“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就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将我的老家解放了。”
无独有偶的是,远在美国的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也提起了这场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他就是邓公口中的“鹰犬将军”——宋希濂。
这个“鹰犬将军”略带贬义,不过这个外号不是外人所起,而是宋希濂自己给自己一生军旅生涯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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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宋希濂坐在公寓里老式沙发,对来访的记者说道:
“那时,胡宗南和我商议,要我带领手下的30万残兵败将,往西南撤退,进入缅甸境内。胡宗南还对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眼里,这30万将士就是一座青山,说不准还可以东山再起。”
年老体弱的宋希濂深吸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我那时,也被胡宗南说动了,可是解放军进军速度太快,我来不及撤退就被俘虏了。如今看来,幸好这30万将士没有撤到缅甸,不然我就真成了千古罪人。”
解放大西南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解放。当红旗插上总统府大楼的那一刻,就预示着天下换主,人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野和二野会师以后,江南等地的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此时,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退缩到华南、西南几省,企图利用山高林密的地形优势继续负隅顽抗。
驻守西南的正是蒋介石的高徒、草包将军胡宗南集团;以及“鹰犬将军”宋希濂所部。
另一边,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毛主席也在思索西南战局,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尽量不毁坏西南人民财产和抗战时期留存于此的工业基地。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示邓公为书记的总前委和各野战军首长,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话还未说完,毛主席又在电文末尾处多加了一句:小平同志须准备去四川。
电文即是军令,于是二野在协助三野对付美国可能干涉的同时,开始了进军解放西南的各项准备工作。7月14日,邓公奉命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筹划了军队的具体部署。
当时,国民党在西南的兵力部署如下:嫡系胡宗南集团在北,扼守秦岭等天险,组织一野入川,毕竟在历史上,就有魏国将领邓艾以奇兵偷渡阴平,冲其腹地成都,灭掉蜀国的先例。国民党不能不预防这一历史的教训。
以白崇禧集团等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东大门,看守东大门恩施的就是宋希濂集团,还有驻守在巫山、奉节的孙元良第16兵团;作为预备队的是罗广文的第15兵团驻守在南充、达县地区,准备向川北和川东机动增援。
面对国民党的部署,中央采取的战略是,刘邓大军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四个军之外,其主力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对西南国民党军队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截断敌人后路。
中央如此安排,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刘伯承、邓公本就是四川人,熟悉四川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相对而言,便于根据川蜀文化制定群众政策,赢得民心。
二来,让熟知西南地形的刘伯承指挥军队,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来,中国人讲究“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刘邓二人离家多年,是时候让这两位革命者衣锦还乡了,客观上会激励二人更加埋头苦干。
至于为何会派贺龙助刘邓一臂之力,那主要是四川有很多的地方社会组织,比如哥老会、红花会、双龙会等等。
贺龙在从事革命之前,就是哥老会的话事人之一,派他前去,必能瓦解这些地方组织,建立起人民政权。
1949年11月1日,共和国刚满月,二野大军就送上了一份满月礼,向川黔敌军吹起了进攻的号角。第三兵团和47军猛攻宋希濂所部,宋希濂抵挡不住,8日撤退到黔江、彭水地区。
立足彭水,宋希濂还想固守待援,在乌江西岸部署了两个军阻挡解放军。
然而,3兵团和47军气势如虹,率军强渡乌江。仅用一天时间,就突破敌人防线,占领彭水。至此,宋希濂溃不成军,率部逃往南川境内。
逃往缅甸与此同时,南面战线也传来喜讯。贵州方向,二野5兵团和3兵团第10军于15日解放贵阳,继续向泸州、宜宾方向进发。
宋希濂这时慌了神,发了一封电报给北方的胡宗南。大意是:“如今共军对你我形成合围之势,眼下该如何是好?”
胡宗南则说:“几日前,校长发了一封军令给我。说川黔残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让我由秦岭等地迅速南撤至缅甸,令第一军驰援重庆,罗广文等部在南川及以东地区部分,迟滞解放军进攻。希濂吾弟,你也同我一样,带着手中的三十万人马撤到缅甸,以图后效。”
此时的宋希濂深陷重围,他倒是想一走了之,撤到缅甸,也不愿意率部投诚。
至于宋希濂为何要一条路走到黑?这和他的早年经历脱不开关系。宋希濂成长于湖南一个富裕家庭,16岁时在去长沙读书的途中,结识了陈赓。二人一并同行,宋希濂就成了陈赓身边的小迷弟。
1923年,两人受到三民主义的感召,考入了由程潜开办的广州陆军讲武学校。随后二人,又报考了黄埔军校。这期间,陈、宋二人又秘密入党,有了政治面貌。但是,宋希濂革命意志不坚定,中山舰事变后,共产党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宋希濂也在一阶段脱党,改换门庭,当了叛徒,这也就是宋希濂不愿投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进攻瑞金苏区时,宋希濂是态度最积极的一位,并且还亲手处决了自己的老师瞿秋白。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着“天地君亲师”的说法,更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谚语。亲手处决老师,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宋希濂内心有愧,无法相信解放军会宽大处理,因而也就不会放下武器。
1949年12月17日,宋希濂率部侥幸逃出包围圈,沿着大渡河向西康省逃窜,但身边人也只剩下了约6000人。
12月18日,宋希濂来到四川峨边县境内的毛坪镇附近时。解放军第十八军五十二师155团团长阴法唐率主力跟踪而至。顽固不化的宋希濂指挥残部组成梯形仿阵,依山傍水一机枪密集的火力扼守隘口,企图阻止我军追击。
阴法唐亲自率部队迂回包抄,猛攻宋希濂指挥部和前敌方阵的薄弱处。
下午四时,115团成功抢占毛坪镇的制高点。宋希濂见识不妙,带领约一连人慌忙撤退。
12月19日,宋希濂在伪军代表的陪同下,朝渡口走去,试图渡过大渡河,上乐山-西昌公路。
当时,沙坪渡口仅有两艘船只,渡河后的宋希濂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139团1营包围。在一阵阵“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吼叫声中,宋希濂扔掉了手枪,混迹于俘虏群中。但由于解放军看守不严,宋希濂趁机逃脱,藏匿于“古今寺”。
所幸的是,1营机枪班副班长吕世祥和战士刘光荣到寺庙内寻找草垫,将其捉回。一开始,宋希濂还耍了个心眼,谎称自己名叫“周伯瑞”,是后勤军需官。
但在从事地下工作者的指认下,这名所谓的“军需官”就是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
宋希濂被俘,很快就送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万万没有想到,别说逃到缅甸,东山再起了,现如今竟然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
其实胡宗南和宋希濂商议的逃亡缅甸,根本就是空中楼阁,不具备可行性。
三十万人,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还是三十万荷枪实弹的军队,缅甸政府压根就不可能会允许这三十万人马入境,更不可能优待国民党士兵,这在后续的历史发展就有活生生的例子。
1950年3月下旬,李弥的第八军入缅后,得不到粮草供给,不得不变卖一切值钱的东西买粮。
根据曾任李弥部709团团长的李国辉的回忆:撤军途中,原本军纪尚严的第八军出现了逃兵和哗变的现象,不少校尉军官也只能裹着单衣过冬。
6月13日,缅甸政府更是以“不服管束”为由,出动飞机侦察和扫射李弥部队的驻地,最后甚至出动陆军围剿,爆发了大其力之战。
这一战,李弥残军以战死408人,伤602人的代价打死缅军1500余人。大其力落入了李弥之手,缅甸将这一地区化为禁区,后演变为“金三角”地带。
缅甸政府落败,便不得不求助于美国政府,还声称如果美国政府不出面干预,将向联合国提起诉讼。
交涉过程中,缅甸政府利用美国反共心理,强调李弥残部人少力弱,驻扎缅甸反而可能给大陆一个干涉的理由,削弱缅军力量。
美国政府由此施压蒋介石,事情发展到最后,李弥迫于无奈,只得签署撤军协议。协议规定,愿意走的撤退到台湾,不愿意走的留在入籍缅甸。
这些入籍缅甸的国民党士兵,很多都成了孤魂野鬼,无法落叶归根。
因此,宋希濂晚年才会说如果有30万大军撤到缅甸,将会酿成更多的人间悲剧。况且这些人的后代,大部分都深陷贩毒泥沼,成了人人痛骂的毒贩。如果宋希濂真的听信胡宗南,那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
结语入狱功德林,对于宋希濂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狱中,宋希濂积极改造,陈赓多次看望昔日的好友宋希濂,并进行劝谏,还替其说情、担保。
故而不久,宋希濂的名字就在第一批释放名单,重获自由。
晚年,宋希濂定居美国,担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三任会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了一定的贡献。
参考资料
《“湘中名将”——宋希濂被擒于何处?》史话 郑光齐
《邓公和刘伯承、贺龙指挥进军解放大西南述评》 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