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刚刚走过战火纷飞的北京即将踏上新的城市规划之路。作为古都的特色建筑代表——永定门等城门楼阙面临保留与拆除的命运抉择。在这场学术论辩中，林徽因不惜声嘶力竭地极力反对拆除行动，与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激烈对垒。遗憾的是，最终吴晗的主张获得通过，北京古城的面貌将随之改变。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场争论中，吴晗竟无理斥责林徽因＂出身低微＂。一代知识分子遭受人身攻击的荒唐言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林徽因的身世背景又有多么不凡？

林徽因与吴晗虽然最终在永定门论战中就古建筑保护问题产生了分歧，但他们在年少时期并无太大差异，都是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年轻学子。

林徽因出生于清末民初的书香门第，其祖父林孝恂曾以《诗经》典故命名，可见对她有极高的期望。林孝恂本人也是位资深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可谓是当时顶尖的读书人。林徽因自幼生长在这样的家学渊源之中，自然受到极好的教育熏陶。她的父亲林长民虽不如林孝恂那样深涉科场，却是位集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书法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之士。在林长民严格的教导下，林徽因自小就被灌输了爱国爱民的思想。

与林徽因几乎同龄的吴晗也有着非常优秀的学习天赋。他的父亲吴滨珏虽只是一介秀才，但对吴晗的教育非常严格，从三四岁起就逼着他读四书五经。后来吴晗考入了中国公学，结识了当时的校长胡适，并成为胡适的得意门生。在胡适的影响下，吴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热爱。虽然他最终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北大，却也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员。

两人的求学经历虽有些许差异，但都接受了极好的传统教育，对中华文化理解颇深。林徽因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造诣非凡，被誉为＂中西合璧的现代才女＂。吴晗则在历史研究领域出类拔萃，被胡适赞誉有着＂扎实功夫＂。可以说，无论是林徽因还是吴晗，都是学富五车的年轻人，前景无量。而他们在后来的人生轨迹中，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时代的巨变使林徽因与吴晗在祖国的命运面前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林徽因一家世代效忠国家，在民族危难之际更是不懈奋斗；而吴晗开始渐行渐远，最终加入了反对国民党的阵营。

林徽因家族历来爱国爱民，其叔叔林尹民、堂叔林觉民、族叔林文曾参加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并为此捐躯牺牲，被誉为＂黄花岗三林＂。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抗战期间驾驶飞机与日军鏖战，年仅23岁就壮烈殉国。可以说，林家后人都怀着报国之心，时刻为祖国和平富强而奋斗。

相比之下，吴晗在建国后期的表现可谓是喜出望外。抗战爆发后，他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曾与地下党人有过接触，思想发生了转变。1943年，他加入了民盟，积极参与各种反蒋活动，从一名历史学家演变成了社会活动家。1946年，他回到北平，成为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为后来北平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他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北平，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成为新中国的重要干部。

由此可见，林徽因一生都在延续她家族的爱国传统，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怀抱崇高理想；而吴晗则从最初一心求学，到后来加入革命阵营，对于建设新中国充满了热情。两人虽然背景不同，但都怀揣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种理念上的分歧，最终在永定门保护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林徽因坚持认为，永定门等百年古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应该加以保护和珍视。她痛心疾首地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再盖的就是假古董。＂她与丈夫梁思成曾提出，保留原城区内的古建筑群，未来必将成为世界罕见的奇观。

而吴晗的理由则更加现实和实用主义。他认为，拆除永定门等建筑是为了首都北京的交通发展和城市规划需要。在他看来，北平解放后正式确立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刻不容缓，难免需要一些牺牲。

两人针锋相对、唇枪舌战，各执一词，最终导致无法达成共识。林徽因虽然遗憾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看北京古城的面貌一点点被改变。而吴晗则在最后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成功推动了拆除永定门的工程。

1953年，北京市政府就是否拆除永定门等城区内的古建筑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林徽因和吴晗作为代表双方的人物在会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和辩论。

会议一开始，林徽因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永定门等古建筑物虽然年代久远，但保存完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们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理应予以保护和珍视。如果在和平年代遭到破坏，不啻是对祖先的一种亵渎，也愧对子孙后代。

林徽因并不是孤军作战，她的丈夫梁思成也是古建筑保护的倡导者。两人曾联合建议，北京城区内的古迹群应当得以完整保留，未来必将成为吸引全世界游人的奇观。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比较中庸的方案:将政治经济中心西移，在城外重新规划新城区，从而使古城旧址的面貌得以保护。

吴晗作为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自然代表了相反的立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拆除城门楼阙是为了交通发展和城市整体规划的需要。北京解放后被确立为首都，人口和车辆都在快速增长，扩建道路、优化布局势在必行。吴晗认为，摒弃陈旧的东西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新中国需要焕然一新的面貌。

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林徽因的声音也渐渐嘶哑。作为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她，对于古建筑物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绝不希望它们就这样消失。而吴晗作为一名实干家，则更看重城市的整体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人的分歧，实则代表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令人遗憾的是，会议最后吴晗的主张占了上风，永定门等建筑物的拆除工程获准启动。林徽因痛心疾首，甚至在会上重复了一句自己的名言:＂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再盖的就是假古董。＂她预言般地告诫，日后人们一定会后悔铲除这些古迹。

这场论战虽然结果已定，但双方的观点也不无道理。林徽因倾力保护古迹是出于专业和文化上的考虑；而吴晗推动拆迁又是为了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两种理念对错难断，只能靠历史来检验了。不过很明显，双方都坚持己见，缺乏足够的互相理解和妥协精神，这种僵持态度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文化损失。

在这场围绕永定门保护与否的激烈论战中，令人意外的是，吴晗竟然无理指责林徽因＂出身低微＂。这番伤风败俗的言论无疑是对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侮辱，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双方争执已经白热化，气氛剑拔弩张。吴晗对林徽因的建议极为不满，甚至忍不住破口大骂道:＂你算老几，也就是个出身低微的小人物，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指点点！＂

一向儒雅斯文的林徽因当时立马就被激怒了。她义正词严地驳斥说:＂这位吴晗同志，您只知我是在中央美院任教，却不知我的出身背景。我是京师名门正派，祖上两代都是翰林，家学渊源，怎么算得上是出身低微呢？＂

说到这里，林徽因语气更加激动:＂就算我出身再低微，也比您这个汉奸走狗的身份要强百倍！您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

现场一片哗然，气氛骤然紧张。作为共和国重要干部，吴晗居然被人当面斥责是＂汉奸走狗＂，此话一出在场者无不惊诧。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林徽因的气愤。她的确出身名门，祖上不乏显贵人物，家族历来为国为民。而吴晗在抗日时期则有一些可疑的历史经历，其忠诚和立场曾一度受到怀疑。在永定门论战失利后，吴晗或许有些羞愤，才会出此污言秽语。

不过，林徽因的话语中也有些武断之嫌。吴晗后来虽然加入了民盟，但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也是立下了一定功劳的。作为新中国的干部，其立场并不比林徽因差。双方都是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就出身问题进行人身攻击。

此事过后，也有不少人对吴晗的劣行提出了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曾严厉指责吴晗＂对林徽因说了很难听的话＂。不过，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这一言论并未对吴晗的仕途造成太大实质影响。

从这一事件不难看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即便是知识分子之间也难免会因为一些无谓的争执而产生隔阂和矛盾。大家都应当互相尊重、包容理解，用更加文明、理性的态度来化解分歧，而不是动辄人身攻击。这一点，无疑值得我们共同反思。

纵观林徽因与吴晗围绕永定门保护问题的论战，我们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场较量。林徽因坚守文化传承，力主保护古迹；而吴晗则着眼于城市发展，主张革故鼎新。两种观点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又未尽人意。

对于林徽因来说，永定门等古建筑承载了中华民族几百年的文化基因，是弥足珍贵的文物古迹。她曾慷慨陈词:＂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文化古迹也保护不了，无异是在自我毁灭！＂作为一代建筑大师，她对于古建筑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视之如珍宝。在她看来，这些古迹理应被呵护和研究，而不是被肆意铲除。

梁思成也曾预言，如果将北京城区内的古迹群保留下来，将来必将成为世界罕见的奇观。可以说，他们夫妻二人并非完全固步自封，也并非不懂得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只是希望古为今用、古为今存，在现代化发展中也要保有文化的根脉。

相较之下，吴晗作为北京市主要领导的立场就显得更加现实和实用一些。他认为，古城占地广阔，修建于明清时期，显然无法满足一个政治经济中心的需求。为了城市的整体发展，扩路拓宽、拆除旧构陋习实属必须。吴晗的观点也不无道理，毕竟旧有的东西终归需要不断革新和发展，否则就会成为新时代的拘束和累赘。

不过，人们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林徽因师夫疯狂迷恋古建筑、包办压古道，对古人遗留下来的作品几乎是盲目崇拜；而吴晗则有些过于偏激，将之贬低到＂陈旧＂的地步，对古建筑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

其实，古与今并非不可调和。我们完全可以在保护和发展中寻求平衡，而非对立对抗。比如在原有的规划基础上，适当保留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群，让其与现代化建筑和谐共存；或者将古建筑群遗迹进行整理和挪移，并在适当地点重新布局。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秉承＂以古为师，陈习为鉴＂的态度，用现代的智慧来传承和发扬古老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