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和陈伯达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隔一周,陈伯达就去世了

贱议你读史 2024-06-23 17:42:14
引言

1981年8月,陈伯达保外就医走出了秦城监狱,这时候,他还有大概七年的刑期。走出监狱之后,陈伯达被安置住在北京东郊,一栋六层楼高的民房里。

这个曾经的大人物,也惹来很多记者的目光,包括一些出版商也想来登门拜访,但都被陈家回拒了。

唯独叶永烈成为陈伯达晚年的唯一采访者,一来二去,这两人也就建立了难得的忘年之交。哪晓得,那一次访问结束之后,叶永烈回到了上海,仅仅过去了一周的时间,他就收到陈伯达在北京去世的消息。

正文

1989年,九月初的北京依旧酷热难耐,那盛夏时分的热浪,在空气里转来转去,呼吸一口都冒着热气。

9月13号,就在陈伯达去世前的一个星期,叶永烈从上海来到北京。

陈家住在六楼,穿着短袖的叶永烈爬上六楼的时候,已经是汗流浃背了。这闷热的空气,包裹着每一寸肌肤,毛孔都感觉要被窒息了。

他整理了一下仪容,随即叩响了陈家的门。

有人从门上的猫眼看了看,那是陈家的儿媳妇张兰华。自打陈伯达出狱之后,儿子陈晓农就带着妻儿来到了北京,照顾着老父亲的晚年生活。因为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因此,张兰华就辞去了工作,在家当着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这一年多的时间,叶永烈从上海到北京两头跑,张兰华对他也是十分熟悉了,一看是叶永烈来访,就打开了门,将他迎了进来。

进到屋子之后,这屋子里居然比外面还闷热。

原来,陈家的窗户都是紧闭着的,没有一丝风透进来,很闷很热。对此,叶永烈也是见怪不怪了,他晓得陈伯达很怕冷,尤其是怕吹风,稍有一些风吹,他的身体就有些受不了。

叶永烈轻车熟路的走进陈伯达的书房,这小书房面积大约有个15平方左右,是他写作也是会见客人的地方。小书房的布置很简单,一对沙发、一张宽大的书桌和一个书柜,地上铺着淡绿色的地毯,别无他物了。

那书桌上照堆满了很多书籍,大多都是翻开的,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书桌上收拾出一个小空间,放着砚台、毛笔和一堆宣纸。

“你在练习书法吗?”叶永烈开口询问道。

“嗯,锻炼锻炼身体”

晚年的陈伯达,没有什么体育锻炼项目,也就把练习书法当作是一种锻炼了。

尽管是身处炎热的夏季,陈伯达此刻的穿着和季节格格不入,他穿着长袖衬衫,外面还套着一件中山装;蓝色的长裤子,墨绿色的袜子,一双圆口的黑色布鞋。头上依旧戴着一顶帽子,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不管是在哪个季节,还是在室内室外,他必定都戴着一顶帽子。

此刻的陈伯达,完全没有什么病容,谁能想到,这次会面结束之后,仅仅只是过去了一周,他就离开了人世,这命运顽皮起来,真的是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情感。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叶永烈接着询问道。

因为陈伯达上了年纪,有些健忘,他的健忘是对近期发生的事或是见过的人,会记不起来,甚至是经常来家里给他看病的医生,他都会记不得。但是对于过往的那些回忆,他反倒是记得很清楚。

也难怪叶永烈会开口询问,是否还记得他。

陈伯达犹豫了几秒钟之后,恍然大悟一般回道:“啊!上海的叶永烈,我认得。”顿了一顿,他接着说:“我那篇小说还是你帮我找到的”

他口中的小说是21岁的时候创作的,名为《寒天》,这是陈伯达这一生唯一发表过的小说,1925年的时候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因为年代久远,陈伯达难以找寻自己当年的那篇小说,他自己也没有底稿,故而拜托叶永烈回上海之后帮忙寻寻。

叶永烈在上海给他寻到了这篇小说,陈伯达此刻提起这件小事,心里多少是有感激之情的。

一番短暂的寒暄之后,两人开始了访问,与其说是访问,不如说是一老一少,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更为贴切。

陈伯达说起了自己的家事,他说自己的母亲是个岛民,没有什么文化,父亲是私塾先生,自己打小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念书,父亲对自己的要求很是严格,有一次,他忘了是犯了什么错,父亲用鞭子抽他,那次打得很狠。以至于晚上的时候,母亲对着昏黄的油灯,给他擦拭伤口的时候,不自觉的流下了眼泪。

一说起往事,这个老人就打开了话匣子。

谈到自己初恋的往事,这个老人仿佛回到了青葱岁月,他的初恋叫褚有仁,也是他的发妻,两人相识于去莫斯科留学的火车上。一路上,两个年轻人有说有笑,约定到了莫斯科还要有联系。

他还聊起自己的青年时期的偶像是郭沫若,那时候的他籍籍无名,而郭沫若已经是个大名人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喜欢写一些诗歌的,自己还曾写了一首长诗寄给了郭沫若。没想到对方居然给他做了修改,而且还回复了,这让陈伯达有些喜出望外。可惜,这首长诗最后没有发表,原稿也找不到了。

两人谈了很多,中途的时候,叶永烈提了一个要求,想给他拍一张照片。

提这个要求的时候,叶永烈心里也反复思量了许久,因为他晓得陈伯达是个不喜欢拍照的人,而且对于拍照还有些抗拒。

叶永烈心里也想好了,如果被拒绝了应该怎么劝说,哪晓得他一提出来,陈伯达居然意外的就同意了。于是乎,叶永烈拿出相机,拍下了十来张照片。

拍着拍着,叶永烈又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请求,他询问陈伯达是否可以摘下帽子。

这回陈伯达显然是拒绝了,但是架不住叶永烈的再三请求,陈伯达思虑了一下,最后还是摘下了帽子。当然,他之所以一直戴着帽子,并不是 因为自己是秃子,只是怕吹风,怕感冒,因此哪怕是炎热的夏季,也是戴着一顶帽子。

脱下帽子之后,陈伯达让叶永烈等等,他想摆一个姿势,于是乎,他戴起了老花眼镜,又顺手拿起茶几上的《人民日报》,姿势摆好之后,示意叶永烈可以按下快门了。于是乎,就是我们看到的下面这张照片,这张没有戴着帽子的照片,也是陈伯达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两人的谈话,从炎热的下午一直持续到暮色来临。

眼见得天色将晚,叶永烈准备起身告辞,他询问陈伯达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忙的没。

陈伯达回复,希望他这次回上海之后,帮忙找一篇名为《论谭嗣同》的文章;如果在上海找到了,就把复印件给他寄送过来。

随即,叶永烈就离开了陈家。

哪晓得,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回到上海仅仅过了一周,叶永烈就得知陈伯达病逝的消息。原来是北京的天气骤然变化,一夜大雨过后,从酷暑毫无预兆的跑进了初冬,对于年轻人来说,无非就是多加几件衣服的事情,但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而言,这就是一道鬼门关了。

老人的血管很脆弱,很难经得起气温的突然变化,陈伯达没有跨不过去这道坎。

他和叶永烈的那一次谈话,也成了两人最后的会面,叶永烈给他拍的那张脱帽照,也成了这个老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影像。

1 阅读:45

贱议你读史

简介:八零后老腊肉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