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自打进入正德、嘉靖年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貌似太平盛世下，骨子里却在一天天地腐烂下去。
内有土地兼并现象不断恶性发展，富者一面掠夺民田，一面又隐瞒亩数，而绝大部分钱粮赋税的重担转嫁到劳动农民及中小地主头上，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贫苦农民受害尤烈，流离失所，颠沛他乡，十室九空。
外有东南沿海一带，倭寇常年侵扰浙江、福建等地，而北方俺答部族连年掳掠，甚至多次打到北京城下，给明朝政权以严重的威胁。
内忧外患下，奢侈腐化和巨额军费开支，弄得府库空虚、民穷财尽，导致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连绵不断。
最为严重的还是明朝内阁，官僚们长期勾心斗角的派系斗争，动荡不安，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道德沦丧，世风日下。
1572年，九岁的万历皇帝即位，身居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施展其匡世济民抱负，以“如人火聚，得清凉门”的心情走上了力图振奋、锐意改革之路。
张居正的改革与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有很大的不同。
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犯了天下之大不韪。它吓退了同路人、激怒了中间派，从而使自己孤立起来，并给反对者以可乘之机，使用封建道德、伦理及传统政治思想的武器猛扑过来，甚至使得全力支持变法的神宗也陷入被动。这就为新法推行增添了不少人为的障碍和阻力。
张居正一反王安石之所为，他对提出“吾守祖宗法”，指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并发誓保证“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尽猷谋，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意见更纷”。
在“遵守祖宗旧制”这一安定人心的口号下，张居正的改革稳扎稳打，不动声色，脚踏实地地前进，在干中求改，在稳中求快，杜绝那种大造声势，徒乱人心的蠢事。
梳理张居正的改革举措，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内容：
加强法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听从明王朝的指挥。强调法治的作用，无论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应当共同遵守，谁都不能超越于法的规范之外。黔国公沐朝弼，依仗是开国功臣沐英的后代，胡作非为，竟敢违抗皇帝的旨意，毫不姑息，将他逮捕归案囚禁于南京。“孔圣人”后代衍圣公孔尚贤，依仗权势，横行霸道，也依法予以制裁。
推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考察，提高了明朝的统治效能，把权力集中于皇帝和内阁。具体办法：要求六部等衙门，可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薄备查，月终注销，过期未报的要进行查问议处。使每件工作都能做到“月有考，岁有稽”，以达到“声必中实，事可责成”，使朝廷政令奉行无阻，各级官员受到约束。
整顿机构，汰减冗员。采取了省简州县的措施，或合并，或裁减，精简了机构。又针对官员冗多，遇事推诿，发令的多，干实事的少，采取清理官员的措施。还对学校进行改革，限制了各级学校生员的数量。这样官员才能认真做事，踏实做官。特别是对贪污污吏，坚决进行惩处，打击行贿与受贿的行为，以澄清吏治。
任人唯贤，慎选官吏。选用人才不靠名声、资格，也不能受舆论、个人爱憎的左右，不论门第，不分亲疏，不拘资格，不徇私情，多方选人，主要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选用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使改革法令政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对付北方蒙古部落，软硬兼施，二十余年不曾兵锋相见。硬的方面，选用了一批将领扼守北方重镇，任命谭纶、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州，王崇古、方逢时守大同等。在长城沿线，修建了空心敌台等防御工事，又以浙兵为骨干训练了新兵等，大力加强了明朝北方的军事力量。软的方面则积极谋求改善蒙汉两族关系，订立和好盟约，建立封贡互市关系，相互依存，促进边区经济发展。
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将农业和商业比喻成秤杆和秤砣，互相依赖不可分离，打破传统“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极大发展商品经济，商业地位日益重要。在清丈全国各类田地的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规定：各地要通计一省、府、州、县的田赋、徭役的总量，应承办各种物料、土贡、方物所需的人力，都一律折算成银两，按不同的比例把部分丁粮摊入田地里去，把当时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项目，合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一条鞭法”的推行，削弱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少了人丁税的成分，增大了田地税的比重，使赋役制度由税丁转向税田，调动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富庶繁荣的景象。
此外，还有整顿驿递制度，改革宗藩条例，蠲免民间多年欠赋，整治黄河兴建水利等等。
有改革派就会有顽固派，张居正的改革之路依然会如此。
万历五年（1577年）一场反张居正的狂潮刮起。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死。按明朝的规定，凡现任职的官员有父母之丧的时候，一般都应当辞职回家守孝。如经皇帝特准，也可继续任职，这叫“夺情”。当时改革派官员坚决挽留张居正，万历皇帝也不同意，而顽固派官员串通一气，大造舆论，指责张居正不主动辞职回家守孝，属于“怙权贪位”，借机逼他下台。这场斗争最终以张居正胜利告终。
此后，反对张居正的声音与人物时起时伏，一直持续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
曾经极力支持张居正一切政令主张和改革措施的张四维，升为首辅后，开始反攻张居正，主张废除其一切改革措施，任用一批因反对改革而被罢免的官员，支持改革的官员先后被赶下台。
对已死的张居正本人，罗织罪状，剥夺了生前一切官职、謚号，还抄了家。对其家属也施加种种迫害，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流放远方，有的削职为民，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付诸东流水。
对于张居正的失败，史家通常的解释是说改革触动了地主和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这当然是对的，但触动了士大夫所代表的舆情。因此，明朝最后否定张居正，排拒他所推行的各种改革，不是根据于“一条鞭法”是否合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土地清丈是否推进了税收的公平与财政收入的好转、国防是否更加稳固等实际政绩，而是因为反对派指责张居正和他的改革背离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与道德原则。
张居正在他的改革中最看重的是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税制改革，新的税制简化了收税手续，以资财为基本税收对象，这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很显然，新制度必须首先建立起独立的税收系统，否则怎样收税仍旧是各级地方官僚的统治意志。新的制度还必须要有相应的会计制度、银行制度以及中央结算制度等保障，才能具备生命活力。建立这样的制度势必改变整个官僚系统的政治结构。
所有这些，张居正既无法洞见，也无力做到，他只能将他的新制度的基础建立在对全国耕地的清查和对各级官吏的严厉督责之上。大土地所有者当然不愿意按土地多寡纳税，在实际丈量中又有一些官员好大喜功虚增业主的地产面积，因而引出许多怨声。张居正死后，有人将清丈土地中的弊端上奏皇帝，万历一道圣旨，张居正时期的土地丈量被宣布作废，新税制的基础也就顷刻崩塌了。
张居正推行改革不是以新的法律和制度系统为基础，靠的是尚未亲政的小皇帝及其母后的信用，因此他必须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张居正排挤高拱而担任内阁首辅就多借助于他与大太监冯保的暧昧关系。内阁首辅原则上不是宰相，不能直接对六部等各职能部门发号施令，张居正就建立私人关系唆使亲信弹劾政敌、提出自己所希望的建议，然后得以发挥替皇帝草拟批文的首辅权力。
这种办法很容易被说成是耍阴谋诡计。对张居正改革具有政治纲领意义的《陈六事疏》，其最大特征是强化中央君权的威权。玩弄权术、专制和高压，可能让百官震慑于一时，但不能带动官僚机器的良性运作，根本消除政治的腐败，张居正的改革既可因皇帝的信任而实行，也可因皇帝的反感而失败。
被当作张居正历史上的最大污点的是其夺情之举。张居正在万历五年死了父亲，按传统制度应该离职丁忧，但张居正恋栈不去。一群官僚联合上疏：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纲常不顾，何社稷之安？这些以儒家道学攻击张居正的官员大多都是明朝后期标榜官员气节、代表舆论正义的东林党人。
张居正也有七情六欲，他回一趟荆州老家，坐轿要32个轿夫抬行，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书童两名在内伺候。他的两个儿子顺利考中进士，也很自然引起人们产生作弊的联想。平心而论，张居正算不上贪官，当然他可以更廉洁一些。
用儒家道德标准和明朝祖制可以在绝大多数官僚身上找出言行举止的瑕疵来，抓住生活细节上的问题进行政治攻击既方便又有效，这正是明朝中后期官场斗争经常采用的手段。张居正就是被这种攻击最后弄得身败名裂的。
张居正改革之所以形成悲剧，在于这样的改革太“务实”。财政、河防、边关以及官僚风气等的确是关于明朝社会稳定的根本，但中国封建统治根本的根本是朝廷实施统治的依据和原则。明朝以儒家纲常和道德文章立国，张居正则对官样文章中满是经典和祖训的凿空之论甚为反感。
兵部侍郎汪道昆为张的同年，因经手一笔边防公款记账不实被查出，汪用一篇华丽的散文来说明情况，词工句美，却是文过饰非，张居正严厉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汪道昆因此丢了乌纱帽。张居正贬斥那些写文件华而不实的官员，为了反对士大夫妄议朝政而关闭书院，当时的文章名家王士贞就指出张是在与全国读书人作对。
张居正恋权夺情，打击言官，引起普遍的道德非议。他借用皇帝的权威用高压手段打击反对派，有擅权震主之嫌，至少不符合王道的仁厚理想。过于务实的改革没有建立起新政的理论权威和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模式，既得罪了以官僚贵族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忤逆了士大夫所代表的舆情。
因此，明朝最后否定张居正，排拒他所推行的各种改革，不是根据于一条鞭法是否合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土地清丈是否推进了税收的公平与财政收人的好转、国防是否更加稳固等实际政绩，而是因为反对派指责张居正和他的改革背离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与道德原则。
历史上，有不少改革家，张居正算是其中的一员。从万历元年至十年，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使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明王朝变得比较富庶繁荣。在国防上化被动为主动，东南沿海一带和西北地区，都比较安定。政府办事效率有所提高，贪污现象比较减少，人民能过着比较安定的日子，被破坏了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这一切，为明王朝打开了小康之世的局面。对于这些，即使是与政见不同的反对派，也难以否认。
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毁誉不一，迄无定评。
赞扬者推崇他为古代政治家中杰出的典范，认为其是古今除伊、周外只此人；指责者却骂他为心术不正的奸权，并将明朝衰亡，说成是“张居正之遗患”。
事实上，张居正如同其他的历史人物一样，有过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劳，也犯过不少错误。
正所谓：“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