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卓亦谦凭借电影《年少日记》获得最佳新导演奖。
影片此前获本届金像奖12项提名,并于4月19日在内地公映。
卓亦谦领奖时感谢了监制尔冬升,称首次执导筒就与尔冬升合作,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与《年少日记》中的台词“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相呼应的是,他也在现场对未来的自己喊话——
“未来的你,一定会遭遇失败和低潮,但你不要忘记,你拍戏的时候是多么的幸运,遇到一帮这么好的人一同前行,他们陪着你、帮助你、相信你,他们让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请你也要继续相信你自己。”
入围本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的几部作品,讲述了不少人的抗争故事。
为冤屈的被告人抗争的《毒舌律师》。
为艰难制度下苟延残喘的残障人士抗争的《白日之下》。
还有为饱受家暴之苦、自杀轻生的抑郁症学生抗争的《年少日记》。
10岁学童坠楼自杀,一个稚嫩的生命是被什么摧毁的?
当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当下热议话题,社会新闻版面越来越频繁出现相关事件的时候。
监制尔冬升和导演卓亦谦凭借电影人的这份社会责任感,用这部《年少日记》展现出这一问题。
《年少日记》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在关注具体问题的同时,也考虑到宏观的大问题,并且希望帮助受伤的人治愈自己。
故事的开头,副校长发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遗书。
但他却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又是哪个学生恶作剧,或者是学生里出现了精神病。
他把这一切都归咎成学生自己的问题。
中学老师郑Sir(卢镇业 饰)很努力想要找出班上企图轻生的学生,阻止悲剧的发生。
遗书上一句“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如果我离开了,很快,大家都会忘记我的”的类似话语,让郑Sir翻出一部尘封的日记本。
这是一个叫郑有杰(黄梓乐 饰)的十岁小男孩写下的“遗书”。
生命停留在十岁的他,是郑Sir的哥哥。
郑有杰的这本日记本,堪称一次“坠落的审判”。
是什么导致一个十岁小男孩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年少日记》勇敢直面了它,打破这种“沉默文化”。
在郑有杰与弟弟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郑自雄(郑中基 饰)身体力行、不断向他们灌输、但并未宣之于口的理念是“优绩主义”(Meritocracy)。
郑自雄自身就是优绩主义的获益者。
他来自平民家庭,凭借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阶层的跃升,成为一名大律师,成为香港的中上阶层。
作为社会名流的他,在向学生们的演讲中如是说道:机会是留给努力的人,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失败。
优绩主义极易让那些努力的成功者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心态。
在他们眼里,失败者的失败只能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蠢、笨、懒。
郑自雄是他家的“皇帝”,他养家糊口,他最厉害,凡事他说了算。
并且,他没有同理心,他不理解、无法共情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取得成功的人。
比如他的大儿子郑有杰。
郑自雄认为郑有杰成绩不好、钢琴学得慢,一定是他不够努力、态度不端正、偷看漫画,并加剧对他的歧视、贬低和家暴。
当然,郑自雄除了家暴他儿子还家暴自己老婆。
其实郑有杰是一个非常乖顺的孩子,在父亲的暴戾管教下,他一直在不断努力。
他渴望成为像弟弟郑有俊那样出色的小孩,甚至比其他小孩更显得“懂事”(比如帮父母做早餐讨好他们)。
但在父亲精英主义的视角下,成绩不好的郑有杰就只是一个“垃圾”而已。
他给母亲递水,“卖弄”说了英语“Your cup of water, Mom”,车上,父亲却严厉训斥他:“是glass,不是cup,垃圾!”
久而久之,郑自雄这种精英主义心态也渗透到郑有杰的母亲(韦罗莎 饰)和他弟弟身上。
所有人内心深处看不起郑有杰,从未真正把他当家人。
当郑有杰向母亲求助,自己睡不着,想看精神科医生。
母亲却说,精神科是给患精神病的人看的,你是疯子吗?
母亲含泪控诉并“威胁”:如果我离婚都是因为你!
一直很乖巧,成绩又出色的弟弟,也根本瞧不上哥哥,并庆幸聪明的自己不用像哥哥那样沦为笑柄,经常挨揍。
母亲和弟弟对于郑有杰被揍的行为,不为所动、见怪不怪。
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本应无忧无虑地探索世界,享受童年的乐趣,保持美好的纯真,就像郑有杰所相信的热血漫画故事。
然而,每一份不理想的成绩单如同巨石滚落,不断堆积在他的心头。
他明亮的双眸时常被忧虑的阴影遮蔽,他害怕父母失望的眼神、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
幼小的他已经体会到成人世界所谓的“生存压力”,承受着超乎年龄的身心负担。
就这样,母亲涕泗横流地怒斥他,父亲冷漠的“我不会再打你,打你都无用,你自己好自为之啦”,弟弟不耐烦地拒绝和他聊天以及他的拥抱……
这些给郑有杰判了“死刑”:“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如果我离开了,很快,大家都会忘记我的。”
所以,他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整个故事讲得平静且克制,除了郑中基饰演的父亲间歇性的狂躁,大部分情况下,是淡淡的叙事氛围。
可是,观众却能跟随班主任的视角,一步步入局,与之共情,潸然泪下。
影片的后劲贼大,点映过后,该片的豆瓣评分从8.5分升至8.6分,继续稳居过去一年最高分的院线华语电影。
前半段的故事起得高调,后半段则在埋下的暗线中徐徐反转,你眼中的a角,反而是躲在角落里的b角。
《年少日记》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没有完完全全的好人,也没有百分百的坏人,大家都不过是有善有恶,有懦弱,有无奈的普通人。
有的人,选择在天台呐喊,有的人,却只能在心底呐喊。
而芸芸众生,庸庸碌碌,并不是每一次的呐喊,都能得到正向的回应。
如针,落了地,太轻,听不到。
在《年少日记》里,正是因为缺乏校方、老师、同学、家长对这些呐喊的回应,才最终酿成难以挽回的悲剧。
没有谁是第一责任人,却人人都在天台推了一把。
可是,谁说普通人的心声,就不值得被听见呢?
对好孩子、坏孩子的评判标准,难道就该把成绩刻在耻辱柱上吗?
当一位10岁学童,每日面对高压式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他将产生什么样的心理。
老师自以为是教育的话语,实则是对孩子的嘲讽。
律师父亲的狼式鼓励,实则是一种热暴力。
母亲看似关心的教导,实则是自顾不暇的埋怨……
在精英家庭,父母的爱是明码标价需要高回报的。
而这种家庭暴力、升学压力,还只是导演试图探讨的表层问题、具体问题。
东亚家庭世代创伤和社会焦虑才是导演希望展示的深层问题、宏观问题。
电影《年少日记》不仅聚焦一个每日面对高压的学生,也是诞生于香港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化大都市。
在我们的印象中,香港是一个房价高、加班多、人均住房面积小的城市。
似乎生活在香港的每一个人都很忙、很卷。
香港的房子单价极其昂贵,户型也非常小,以至于用“尺”作为计算单位。
大家每日喜欢讨论的事情似乎都是关于数字:每个月赚多少钱,读什么学校、成绩怎么样,股票涨没涨。
这样高压的现代化大都市,可想而知民众精神问题频发,自杀率居高不下。
翻开香港的报纸或者资讯网站,每天都能在“港闻”一栏中,看到几宗自杀的新闻报道。
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联同“生命热线”在2023年公布的数据。
2022年香港每10万人中有14.5人死于自杀,自杀率为14.5,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10.6。
15至24岁的青少年自杀率从2014年的6.2急升至2022年的12.2,创下历史新高。
导演卓亦谦注意到,一方面是自杀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香港人又比较迷信,大家都不愿意去讨论一些所谓的“不吉利的事情”。
于是他考虑到,“是不是不讲这样的事情,才是问题”。
他希望在入行以后,拍摄一些自己真正在思考和关心的问题,他的亲身经历,导致他希望将年轻人自杀这一议题进行研究和表现。
在这部影片中,他使用了日记这个媒介。
日记承载了对当下和过去的记录功能,影片便是以小男孩郑有杰在过去的经历和郑老师现在的状态双线进行叙事,讲述这段成长。
正是这本尘封的日记,让多年后的郑老师看到了这位小男孩是如何在畸形的家庭中成长。
也许在小男孩精神崩溃之时,他的日记能早点帮助他完成与他人的沟通,就能得到他人的帮助。
他的家庭创伤究竟如何疗愈,影片并未给出直接的答案,但通过记录和被看到,也许能找到自我和解的出口。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日记真的能帮助男孩实现和家人沟通的作用吗?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毕竟在《年少日记》的故事里,每个人可能都会看到自己的过去。
《年少日记》是一部关于孩子“成长痛”的电影,也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疗愈日记。
它将传统家庭教育令人窒息的剖面无情披露,深挖原生家庭畸形的爱。
父母将孩子看作是自己的所属品,是一面供其自恋、掌控的镜子。
他们把自身对成就、理想、权力和名声的欲望,全部投射在心智尚未健全的孩子身上,这样的投射和压力则给孩子带来噩梦般的阴影。
片中,多年之后孩童时期原生家庭留下的伤痛,本以为已经愈合,但来到人生关键阶段,伤疤实际上并未愈合,仍然隐隐作痛。
这也让郑老师在面对婚姻和家庭时生出了怯懦,不敢承担起父亲的新身份和责任,给另一半带去了伤害。
电影像一封集体遗书,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与家庭创伤最成功的一次提炼。
而观影的我们好像是这本日记的读者,又好像是这本日记的作者,更可能是这本日记的无视者。
那么,这样一本写满创伤与和解的年少日记,期望有你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