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能确保党的指示能有效传达全军、保障成功实施的角色，就是政工干部。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职务，全军就很难拧成一股绳，那我党的武装力量，跟旧军阀部队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基于此背景，新中国的高级军衔里，都有政工的代表人物。比如元帅中的罗荣桓，大将中的谭政。两人都是秋收起义出身，同样善于思想建设。只不过，在一些方面他们的差距很大。

罗帅协助指挥过很多战役，在山东时期还常常亲自谋划整场战事。谭政却基本在后方工作，没获取过多少战功；还有罗帅一生基本没遭遇什么风浪，谭政却是历经坎坷。

谭政很早担任过毛主席的秘书，且一直都是深受中央信任的干部，为何会有那么多波折呢？

谭政与毛主席的联系，其实在参加革命之前就开始了，两人是湘乡东山学堂的校友，而且彼此都早有耳闻。

1927年谭政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因为有文化，三湾改编后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部书记。当他将入党申请书递给毛主席后，只听到一句“你就是谭世铭？”

这是谭政的曾用名，在申请书上写得很清楚，他回答了一个“是”后，主席又问：你的岳父是不是叫陈绍纯？谭政很惊讶，问“您怎么知道？”主席笑笑，说起了一段往事。

原来大革命时期毛主席曾到湘乡考察农民运动，正好就住在陈绍纯家里，两人相谈甚欢，引为忘年交。

闲聊时陈绍纯说自己的女婿谭世铭最近要去武汉投奔国民革命军，毛主席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谭政听完非常激动：您就是韶山冲的毛泽东？岳父跟我讲过，要我一定找到韶山冲的毛泽东，见到毛泽东时转告“湘乡二都柳树铺的陈绍纯，接受他的主张，把陈赓等几个崽女，都送去革命了，现在又送来了女婿谭政。”还说你日后一定能教导指引我走上正道。

如此高的觉悟让毛主席感慨不已，之后就大力培养谭政，让其进步飞快。那段时间里，谭政每天跟在主席的身边，做会议记录、搞调研、抄文件...

主席开始工作，他就跟着工作，主席已经休息，他有时还得继续把材料处理好。累的确很累，但收获也颇丰。

他协助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献影响至今，能力也随之锻炼出来。毛主席见时机成熟后，就放他出去发展。

因为有良好的基础，谭政往后的工作都干得极为出色，尤其是在东北时期，他对全军的整合起到了巨大作用。

1946年初，罗荣桓确诊了肾病，中央强命他去苏联治疗。

可这正是东北的关键阶段，各地区抽调出关的部队成分复杂，后勤如何分配、新军区如何划分、部队如何协同作战、若两军合并以谁为主导等等都是麻烦，必须要有人统筹解决。

而这个人，就是谭政。他接手后，有条不紊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将五湖四海到来的人，凝成了一股绳，这是非常难得的成绩。

后来罗帅回国主持大局，谭政转而负责东北的土改、剿匪、二线兵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充实到一线部队中，为革命打下坚固的根据地，这是能够胜利的重要基础。

虽然在整个战争年代，谭政都没有独立指挥过一场战役，也没获取什么战功，但谁能说他的贡献不大呢？

建国以后，谭政担任过解放军总政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多项要职，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56年罗荣桓感觉身体不适主动辞去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谭政接任为总政主任，不久又兼军委常委，绝对的军队核心人员。

从上述这些经历我们可以知道，谭政做过毛主席秘书、很得中央信任，又是管理全军思想的政工高级干部，属于各方面都过硬的牛人。按照常理，他不会轻易被批倒。

然而，在1960年谭政还是突然受到冲击，从此基本退居二线。为何会有这反常的遭遇呢？主要在于，更受主席信任、地位更高的林总在背后起了一些作用。

虽然说在红一军团以及东北作战，谭政跟林总的来往都不少，但建国以后很多事情就变了。谭政对思想工作很有研究，一直主张实事求是，无意识地就跟别人起了冲突。

1958年，谭政去沿海视察国防工事时，发现部队也受到社会风气影响，片面追求速度、质量问题堪忧，导致事故频发。

返回北京后，他就授意《解放军报》刊发《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实事求是》等文章，这跟当时的风向不符。

后来几次运动他也没有任何狂热的表现，因而被认为“思想迟钝”、“按兵不动”。1959年的庐山之后，个人崇拜的色彩越来越浓重，谭政对此特别反感。

林总成为国防部长首次召开的军队工作会议上，谭政做的报告里没有任何对林总的赞颂，这与迎接新领导的惯例不符。

1960年春，谭政又阻止了一篇带有“天才”、“统帅”之类吹捧字眼的《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在军队刊物公开发表。种种事件，让林总感觉谭政跟自己并非一条心。

总政主任这么重要的位置，如果不是自己人，那容易造成麻烦。因此，昔日的好战友，终走到了翻脸的境地。

1960年7月，总政遭到指责“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偏差”，主要是谭政“雷打不动”。随后各种言论铺天盖地，谭政难以招架应对，不幸被撤职、降职。

这个结果让谭政很想不通，他满腹委屈地去跟老首长罗荣桓诉苦，可惜罗帅也毫无办法，只能安慰一番后，再安排他去基层搞调研。有事可做，就不会那么苦闷。

1965年，谭政接到新的任命，去福建省担任第五副省长，本来他以为自己终于又可以多为国家做贡献了，没想到工作流程还没摸透，大运动就开始了，随即他被带回北京。

谭政身上被扣了一顶“彭、黄军事俱乐部中的政治部主任”的帽子，而他回到北京后真的跟彭、黄成“邻居”，分别被监护在公主坟什坊院1号、2号、3号。这遭遇，令人唏嘘。

直到1975年，谭政才恢复人身自由，多年来的身心折磨已经让他健康问题异常严重，所以组织就让他出任中央军委顾问，没多少实际工作，算变相恢复名誉。

1980年，谭政开始长期住院，在此期间徐向前元帅给他写过一封信，里面有一句“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作出的贡献，是永不磨灭的。”

谭政看后痛哭失声，感觉这么多年的委屈都得到了宣泄。没想到，一位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最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来安慰，哎...

虽然谭政有很多辛酸的经历，但他正直的品性对后代的影响很大，他的两个儿子谭泽代、谭竞生都紧跟脚步投身军旅，长子后来还获得少将军衔。

和平年代，必然无法企及父辈的高度，但他们积极进取，也是传承了父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