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少子化和老龄化伴随而来的负面效应，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可怕之处在于，由于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很难给出任何应对的措施。

以妇产科为例，当新生儿越来越少，一些医院的妇产科不得不面临停摆关门的时候，我们要如何阻止呢？

几乎无法阻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摇旗呐喊，鼓励年轻人多生育，除此之外，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妇产科迎来关门潮。

而这，还仅仅只是少子化和老龄化浪潮下的一个缩影而已。

就在最近，江西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公告称，该院自3月11日起停止产科服务；浙江江山市中医院也早前宣布，自2月1日起，不再开展产科业务。

另据彭拜新闻的报道，广东惠州惠康医院、福建莆田的秀屿区东峤镇卫生院、山东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医院过去几个月也发布公布，停止产科接产服务。

在新生儿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医院也不得不顺应时代，接受人们生育需求越来越低这一事实。

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902万人，总人口也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未来随着上一代人婴儿潮人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以及出生人口的持续下跌，可以料见的是，总人口减少幅度也会一年比一年更大。

在此背景下，妇产科作为最接近新生儿数量变化的产业，也最先开始走下坡。

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我国妇产医院数量从2020年的807家，下降到2021年的793家。

在上面关停妇产科的医院中，其中不乏乡镇医院，但也有一些市级医院关停妇产科，这也说明生育需求降低，不仅仅是发生在乡镇，也发生在一些三四线城市。

好消息也不是没有，民政部上周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共办理结婚登记768万对，比2022年增加12.4%，这是我国结婚人数自2013年以来首次止跌回升。

结婚人数近十年首次止跌回升，背后当然不是年轻人想通了，更愿意结婚了，背后更大的因素可能还是新冠病毒影响原本正常的婚姻流程，其次就是一些打算结婚的年轻人特意避开今年的“寡年”，赶在去年结婚，以生下“龙宝宝”。

因此，去年结婚人数走高，不太像是趋势性回升，更像是短暂性回升，新生儿数量的锐减也意味着许多医院的产科无法继续运营，产科寒冬正在悄然来临。

但这，还仅仅只是人口危机下最先受到波及的产业。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一个人的需求同样也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收入；随着新生儿的减少，首当其冲的就是妇产科、母婴行业的需求减少，其次就是幼儿园，各种民办、公办学校，再到儿童服装、玩具等等，整个和孩子相关的产业，都会随着新生儿的下降，而迎来一波又一波关门潮。

当这些行业的从业者面临就业困难，经济增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归根结底，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本质上还是要让新生儿数量回升，换言之，需要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但由于高昂的育儿费用，以及收入的关系，这就导致不少女性，包括男性都选择推迟结婚，以及推迟生育。

不过推迟这件事本身，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就那么几年，一旦错过了，那可能就是真的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买不到的东西，就是后悔药。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赶在80后和90后这两拨生育主力军变老之际去鼓励生育，去激发他们的生育意愿，那么等到生育责任交棒给00后，那么生育主力军将会大幅减少，届时哪怕每位女性生两个宝宝，可能也难以挽回人口下滑的劣势。

我国80后有2.28亿人，90后则只有1.7亿人，到了00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6亿人，10后则只有1.46亿人，再往后推，20后有多少人呢？

按照我们今天的新生儿数量来看，20后可能会呈现断崖式下跌，最终可能不足1亿人。

如果眼下再不拿出足够的力度去刺激生育，等到10后和20后长大，这两者相加不会超过3亿人，哪怕3亿人全部结婚，排除掉不孕不育的，也算是生二胎三胎的，理想的数据下，这3亿人就是1.5亿对夫妻，能够生育1.5亿个孩子。

10后和20后二十年两代人，孕育1.5亿个孩子，平均每年就是750万新生儿，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由此可见，最理想的情况下，未来我国新生儿数量也会锐减到750万新生儿，这是在没有给出刺激生育措施的前提条件下，750万已经很恐怖了，毕竟对一个人口基数超10亿的经济体里来说，750万的新生儿，根本不足以承担今后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

别的不说，单就这750万的新生儿，对我国的妇产科、幼儿园、小学、母婴产业都会造成致命性的冲击。

届时，恐怕还等不到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整个宏观经济的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压力会呈几何倍数增加。

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而如今，人口因素这个最大变量，就相当于我国整个宏观经济的支点，一旦这个支点彻底形成，那么最终势必会撬动我们整个宏观经济。

因此，从长期的结构性来看，刺激生育依然是重中之重，稳中之稳的事情，我们需要拿出包括但不限于延长产假、为育有子女提供金融和税收优惠，以及住房补贴，更重要的还是现金补贴。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过一个建议：那就是把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下的超生罚款标准，拿来对标今天的鼓励生育标准，这也算是有来有回。

这个建议的好处就在于，不会给财政增添负担，同时也能够很好定义一个新生儿给整个社会带去的红利，而不是负担。

过去认为人口是负担的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人均收入短期增长，但收入增长很快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的这套理论显然非常适合农业社会，但在工业革命以后，人口增加不受资源限制，人口反而提高了生产率，人口变成财富，今天我们进入后工业时代，人口出现萎缩，人口的数量反而更加珍贵。

在这个背景下，观念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

超生罚款，也被称作社会抚养费，背后就是传统的人口是负担的观念，认为超生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以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但今天我们都明白，人口资源是巨大的经济红利，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的一种，消费、生产、养老金都离不开源源不断的新生儿。

因此，把过去计划生育的罚款标准，拿来对标奖励今天的生育，就非常符合现实逻辑。

那么过去计划生育的罚款标准是多少呢？

城镇居民，是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以上，六倍以下；农村居民，则是当地人均纯收入的三倍以上，六倍以下。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天差不多就在十万元左右，当然因为各地的人均数据差异巨大，所以标准也不同，但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鼓励生育。

对生育二胎的家庭，均按照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作为一次性或者分期生育激励金，以刺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十万元，我相信绝对能够鼓励不少家庭生育二胎，甚至是三胎，总之多生一个就奖励十万元，短期来看这似乎得不偿失，但长期来看，一个新生儿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人口的基数决定了我国各个产业的未来发展，过去我们的很多产业都是建立在14亿人口这个基数上的，很多基建、医院配套、乃至学校配套都是如此。

未来随着人口的下滑，越来越多的乡村、三四五线城市沦为“鬼城”，届时对整个地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可能还会造成一个更悬殊的结果。

因此，鼓励生育不是为了把钱奖励给那些父母家庭，而是为了鼓励人们生育更多的新生儿，并最终从基本盘上，扭转我们增长的放缓，真正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而人口，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