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菲佐娃（图片来自网络）
中亚国家的汉学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却不乏名家名手。哈萨克斯坦著名汉学家、哈萨克斯坦自然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博士克拉拉·哈菲佐娃（Klara Shaysultanovna Khafizova，1939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哈菲佐娃是哈萨克斯坦汉学的奠基人和拓荒者，拥有多个“第一”：哈萨克斯坦第一位汉学博士、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哈萨克斯坦女性、第一位哈萨克斯坦高校汉语教研室主任、第一位系统整理中国与中亚关系史的学者。哈菲佐娃主攻中亚国家与中国关系史，强调论从史出，注重一手中文档案文献的挖掘、编译和使用，并在研究中引入文明对话视角，促进中哈、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2019年12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授予哈菲佐娃“帕拉萨特”勋章（智慧勋章），以表彰其突出的学术贡献。
哈萨克斯坦第一位汉学博士
与那些由传教士或外交官“转行”到汉学研究的汉学家相比，哈菲佐娃算是“学院派”。哈菲佐娃在苏联时期打下了坚实的汉学研究基础。她1958年考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什干中亚国立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1960年更名为塔什干国立大学），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以及英语、日语。1962—1963年，哈菲佐娃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提升学养并结识了一些研究中国语言、社会、历史、文化的知名苏联学者。1964年大学毕业后，哈菲佐娃被分配到撒马尔罕第十中学担任汉语教师。1969年7月，哈菲佐娃进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哈萨克历史、考古和民族志研究所工作。与此同时，她还得到了一个前往世界汉学重镇之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师从苏联历史学家、东方学家鲍里斯·巴甫洛维奇·古列维奇，并每周跟随中国老师文彦学习12至14个小时的古代汉语。自此开始，哈菲佐娃进入学习与研究并重的阶段。1973年，哈菲佐娃根据中国和俄罗斯档案资料，围绕18世纪下半叶清王朝与哈萨克汗国的关系这个主题撰写论文，并于1974年通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哈菲佐娃于1991年受邀担任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主任，成为第一位哈萨克斯坦高校汉语教研室主任。当时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均显薄弱，选苗子、编教材、推合作，哈萨克斯坦的汉学教学研究框架在哈菲佐娃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逐渐搭建起来。1995年，她被哈萨克斯坦总统任命为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同年出版专著《14至19世纪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位汉学博士，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哈萨克斯坦女性。
深耕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
哈菲佐娃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领域，其代表作有《清王朝和哈萨克汗国》《14至19世纪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草原统治者和其18—19世纪外交》等。
哈菲佐娃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将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直接交流交往的历史挖掘出来，让人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对话、交流与合作的经验。在哈菲佐娃之前，过去的研究普遍存在中亚视角缺席的问题，如哈菲佐娃所说，好像中亚国家与中国不存在直接联系一样，双方之间的一切联系似乎都是通过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建立起来的，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从其副博士论文，到博士论文《14至19世纪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再到专著《清王朝和哈萨克汗国》，哈菲佐娃将中亚视角贯穿始终。关于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她表示“我不是第一个讨论这个话题的人”，“在我看来，我的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尝试基于哈萨克汗国的政治、经济、战略利益进行重新审视”，正是中亚视角的补入，使其将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直接交流交往的历史挖掘了出来。她花功夫整理哈萨克斯坦著名历史学家乔坎·瓦里汗诺文集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也是出于这种考量。
历史学要求“无征不信”，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哈菲佐娃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注重使用一手的中文文献，尤其是原始档案，还特别看重中文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译和出版工作，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对俄语世界的汉学和中亚史学者嘉惠颇多。1994年，她与其他学者合作出版了一部关于14—19世纪中亚民族的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许多文献是首次在俄语世界出版。1998—1999年间，她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3个月，查阅了1644—1911年哈萨克汗国与清王朝关系史有关的文献，并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立了学术联系。
2019年出版的俄文著作《草原统治者和其18—19世纪外交》被认为是哈菲佐娃汉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创新之作，在俄语世界引发不小反响。哈菲佐娃说，她花了50年时间完成了该书，“这本书是我半个世纪研究哈中关系史的成果”。在关于该书的座谈会上，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先翻译原始档案资料并公开出版，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专著，这既“有利于其他研究者根据原始资料对我的研究进行评判”，也为其他研究者开展研究提供了材料上的方便。
以文明对话研究视角促进中哈了解
在哈菲佐娃的研究中，历史与现实并不割裂。她曾长时期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室首席研究员、主任，在外交和国内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等战略问题上，为该国领导人提供咨政参考。无论是在高校从事教学，还是在智库担任高参“智囊”，哈菲佐娃都致力于用从历史中发现的事实、经验和智慧，来推动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发现和推动文明对话，一直是哈菲佐娃研究和撰写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的主基调。
随着学术积累的日渐深厚，她转向以综合的文明对话视角来总括中国与中亚国家交流交往的“过去与现在”。文明对话成为哈菲佐娃汉学研究新阶段的关键词，她于2013年出版了专著《中亚和东亚的文明对话》，又在该书基础上加以丰富于2015年出版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在文明对话视角的统摄下，哈菲佐娃推出了自己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草原统治者和其18—19世纪外交》。在该著作的研讨会上，哈菲佐娃说道：“以前我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待问题，那是相当狭隘的，后来我开始从文明的角度来开展研究。”哈菲佐娃在上述著作中，通过客观而细腻的历史梳理，描绘出中国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对话、碰撞和交融，以及“天朝”在草原民族认知中的正面和积极形象。哈菲佐娃认为，“中国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对话、碰撞和交融是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主要体现”，“文化沟通可以增加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使我们的世界更宽容”。
通过汉学研究促进中哈相互了解，已成为哈菲佐娃工作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例如，她曾在哈萨克斯坦电视台《大草原与中国》节目中，以阿布来汗与清朝皇帝的书信往来为引子，讲述中哈友好交流交往史。哈菲佐娃始终对汉学研究抱有浓厚兴趣，她认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对中文的掌握，能够帮助我理解分析历史事实，并由此展开对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华文明特性更深层次的研究”。她经常叮嘱学生，不知道历史上的中国，就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定要多研究，培养兴趣”。
哈菲佐娃还从文明对话角度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她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提出的全球性项目，对几乎各大洲国家产生了经济、人道主义和文化影响。通过回顾“一带一路”历史就可以发现，它不仅是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工具，也是开展文明对话的新途径。“复兴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拥有相同历史的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这个项目对于继续文明对话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哈菲佐娃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文明之间的认知过程有其规律和方法。对其他文明的拒斥，本质上还是对这种文明的无知。要改变这种现象，既要认识到不同文明间现在和未来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要积累知识以克服成见，还要不断精进在道德及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哈菲佐娃作为哈萨克斯坦汉学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为推动中哈两国交往和互相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她认为自己的汉学研究成果可以看成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结果。她的汉学研究立论严谨、视野空阔，于苏联汉学传统的基础上开辟出哈萨克斯坦汉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路。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所长埃尔金·图库莫夫评价说，哈菲佐娃是“一位在最复杂的领域之一——中国研究领域坚持不懈进行科学研究的典范”，激励了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东方学和中国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
如今哈菲佐娃尽管已经年过八旬，但仍致力于通过汉学研究推动中亚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忆及自己的汉学研究生涯，哈菲佐娃说，与中国的缘分是命中注定，“我的生活中最有意思的、最美好的都和中国有关，中国在我的生活里像是节日一样”。（完）
作者/文龙杰
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