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桂系大佬李宗仁旅居美国写回忆录，认为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武汉会战之后没有集中兵力攻占四川云南，假如当时的日军效法蒙古灭南宋的战略规划，一路从陕西入川，另一路从越南攻击云南，那么重庆国民政府恐怕真就成了流亡政府了。

假如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覆灭，那么之后的抗战局势恐怕就很难说了，毕竟一个流亡政府是很难在国际上获取更多的支持。李宗仁认为日军在中国战场浪费了两年多的宝贵时间，之后不得以铤而走险与英美开战，最终一败涂地。

李宗仁抗战初期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初的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是其生平得意之作，李宗仁可以说是对日军的作战模式和战斗能力比较了解的中国军人，他认为日军在1938年占领武汉以后就应该一鼓作气拿下重庆，让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成为一个流亡政府。

徐州会战时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留影

但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日军在1938年占领武汉之后就与重庆国民政府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后侵华日军尽管也与中国军队鏖战数年，中小型战役不计其数，就算是1944年投入兵力规模最大的一号作战，国民政府这边叫做豫湘桂会战，侵华日军的战略目的也只是打通陆上交通线，让东南亚的物资能运到本土，而不是彻底击溃重庆国民政府，

那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就是侵华日军到底有没有能力攻占四川云南等抗战大后方，消灭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权，也就是完成传统意义上的灭国之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从历史亲历者身上去找答案，李宗仁认为侵华日军的战略规划能力低下，日军平时只有17个常备师团，而以中国战场的广阔疆域，日军军部应该在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时就进行举国动员，短时间内将预备役人员恢复现役，扩充军队规模到100个师团，最少将百分之七十的军力投入到中国战场。

日军不应该在湖南湖北地区与国军反复拉锯，而是要进行一场战略大迂回，一路先攻陷陕西，并从汉中攻击四川，另一路则从越南出发攻进云南，同时切断中国对外交通线，两路人马在重庆会师，那么最晚不超过1940年，中国军队主力就会被消灭殆尽，主要区域都被攻占。失去后方支援的军队无力再与日军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只能以游击战袭扰日军，中国日后是否还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力量，乃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可就很难说了。

当然要想实施这个计划，日军需要在短期之内迅速完成扩军，并且一定要全力以赴投入中国战场，期间需要消耗的物资是一个天文数字，对后勤保障能力要求极高，以当时日本的国力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种局面国民政府当中其实早就有人预料到了，当时的军事委员会顾问、后来的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先生认为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国力贫弱，想要战胜日本，就得扰乱日军的既定计划，尤其是不能让日军从北至南一路南下，而是让他们从东向西沿长江逆流而上，然后在地形崎岖的湖北湖南地区与日军作战，将战争长期化，以空间换时间。

对此，蒋百里还在他的著作《国防论》里做过详细描述，又在《抗战基本观念》一文当中强调一定要将日军吸引到华中地区这一预设战场上，才能达到消耗日军军力，持久抗战的目的。

蒋百里

日本国内对华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稳健派认为应该收缩力量，全力建设伪满洲国，充分利用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进行工业化，然后以此为基地，酌情北上或者南下。如果石原莞尔的计划能够实施，那么中国想要收回东北恐怕还会困难百倍。

但是日军中的少壮派则是提倡要马上进攻中国，因为只有打仗才能有机会升官，石原莞尔不就是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才能跃居高位的吗，你老人家现在功成名就了，就不让后辈往上爬了，那可是万万不能。他们用的词是惩戒中国，希望通过几次战役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石原莞尔

所以日军并没有在1937年就全力扩军，而是采用添油战术，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8月淞沪会战，再到1937年12月攻陷南京，日本方面尽管在战场形势上占据上风，甚至攻占敌方首都，但却是被国民政府牵着鼻子走，淞沪会战就是国民政府主动发起的一次大规模会战，旨在通过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窗口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尽管期间伤亡惨重，尤其是堪称当时中国军队精锐的德械师基本都在淞沪会战当中被打残，其后在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中德械师全军覆没，生还者寥寥无几。但经过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已经成功地将日军的进攻方向由从北向南转变从由东向西，终于经过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尽管日军成功占领了武汉，却也是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方面总是一厢情愿的认为国民政府该屈服了，结果却是上海沦陷接着打，南京被占领，还被血腥屠城，那更不会认输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紧接着就展开了，武汉也丢了，那就去重庆，反正就是不投降。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由于前期消耗巨大，而国内因为战争费用太高，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尽早结束对华作战，但此时的日军却不能将全部兵力都投入到对华作战当中。

因为就在武汉会战进行当中，1938年7月12日至8月14日，日本关东军和苏联红军围绕着对图们江下游地区军事战略要点的争夺，以图们江左岸的中俄边界分水岭珲春水流峰以东最高峰张鼓峰为中心，在水流峰、洋馆坪、沙草峰 、张鼓峰一带至俄境哈桑湖到滨海之间展开了一场为期约一个月的激烈战事，这就是张鼓峰事件。

日本关东军投入了巨大的兵力防备苏联红军，没办法抽调力量南下支援华中派遣军，而且随着占领区的扩大，侵华日军的兵力日益捉襟见肘，更不可能集中力量与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战略决战。

紧接着1939年5月爆发了诺门坎战役，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远东军区那边碰了一鼻子灰，从此打消了北进苏联的计划，苏日两国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停止了对华援助，日本对华政策也改为军事压迫的同时进行政治诱降，实施以华制华的策略，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国民政府党政军中相当一部分人转投日军，进行所谓的“曲线救国”。

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际遇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作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国民党元勋的汪精卫就是看不到与日本作战能有任何取胜的希望，这个当年的热血青年，曾经写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视死如归诗句的汪兆铭居然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建立伪南京国民政府，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汉奸。

可以说直到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简直就是危如累卵，难怪蒋介石听到美国参战的消息后会躲到浴室里嚎啕大哭，因为他知道如果美国佬再不下场，那么重庆国民政府面对重重压力，能坚持多长时间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我们复盘那场决定中日两个民族命运的战争，日本确实有攻占大后方的机会，但是留给他们的时间窗口却是极为有限，而且需要他们有极高的战略规划能力，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力求短时间内歼灭中国的野战军团，并实施数千公里的战略迂回，这对于当时的日军高层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评价日军的作战能力时说道，日军的单兵素质极佳，但是越往上能力越差，日军高层的战略规划能力尤其差劲，往往会导致日军基层士兵毫无意义的战死。

著名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日军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还在往岛上增兵，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依然派遣海军进入瓜岛海域与优势美军进行毫无意义的消耗战，以己之短攻敌之所长，就日军高层这样的战略能力，让他们去完成如同蒙古灭南宋一样的战略规划，恐怕也是强人所难。

不过就算是日军当初集中兵力攻占大后方，但是他们的总兵力毕竟有限，同样会陷入游击战的泥潭里拔不出身来，而且在中国战场投入兵力越多，日本在其他方面面临的压力也会越大，崩溃的时间也就越快。

总而言之日本以先进工业国打击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农业国，战术层面肯定占尽上风，但是如果进行的国家之间的生死之战，日本方面毕竟体量有限，而且同时面对多线作战，被幅员辽阔的中国耗死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日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这一点在教员的《论持久战》里分析的明明白白。

现在我们国家也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并且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海军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出现在太平洋上，空军的轰炸机编队也时不时的就会通过宫古海峡，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15J战斗机疲于奔命。

朱日和演习场上红蓝对抗，活捉满广志的口号震天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警示所有潜在的敌对势力，今时不比以往，我们再也不会用空间换时间了，倒是你们别想着还有后方可以躲避，在东风速递之下，任何地方都是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