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钱还是要命？对于很多癌症患者来说，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

《柳叶刀》在2014年曾经公布一个数据，癌症患者每年个人就诊平均花销9739美元（约为69933元人民币）。而201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67元。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曾对常见癌症患者进行医疗费用及相关经济负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14594名癌症患者当中，家庭年收入折合人民币为60249元，每名患者的平均支出为68173元，非医疗支出为9.3%，每个新诊断的患者的自费支出为34629元，占家庭收入的57.5%。

诊断和治疗的开销，对中国癌症患者似乎是灾难性的，需要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在癌症面前，个人收入仅属于杯水车薪。

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肺癌是我国新发人数和死亡人数居第一位的恶性肿瘤。/ 锐景视觉

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我国平均每天有1万多人被诊断为新发癌症，平均每分钟有7人被诊断出癌症。在山东潍坊，45岁的沈振国就是其中之一。沈振国被确诊为脑干胶质瘤，由于肿瘤压迫了脑神经，四肢使不上劲，连简单的翻身和起床上厕所都要依靠父母，且只能入院进行治疗。

“在确诊前，他下地干活很麻利，现在只能躺在这里一动不动。我已经73岁了，他太重了我搬不动。每次他上厕所，都要我和他父亲两个人用力牵住，但哪怕这样他还是会摔倒。”沈振国的母亲刘凤秀说，儿子在2014年首次被确诊为脑癌，经过一年治疗后有了好转，但2016年9月复发，从那一天开始，他只能躺在床上，双手和双脚毫无反应。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沈振国一家人的命运。眼看着丈夫病情越来越严重，妻子受不了压力，离开了这个家。两位老人只能四处借钱，勉强凑够儿子的治疗费。

“医生告诉我们，脑干的手术难度比较大，可以去更好的医院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案。但这个病治疗费用太高了。”刘凤秀坦言，儿媳妇离婚出走后，照顾儿子和孙子的重担便落在了他们身上，透支体力的同时，高额的医药费让原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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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癌症患者来说，为高额的医疗费不停地奔波似乎已经成为常态。“这个药一盒就53500元，目前还没有进入医保，我已用了11个月。”被癌症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还有杨力，他被确诊为右下肺腺癌。

辗转多家医院就医后，最终来到北京胸科医院进行治疗，但他的病发现得比较晚，没办法进行手术，只能进行靶向治疗。在自费6万多吃药后，杨力通过慈善赠药机构加入赠药计划，节约了一部分开支，在往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一盒药花费将近3000元，四周一个疗程，一个月需要吃四盒，每个月花费1万多。

杨力说，在家庭条件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下，有时看着自己身体每况愈下，“最担心钱花出去了，命还不一定能留下来”。杨力称，自己和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是老实的基层上班族，学不会在平台上“卖惨”筹钱的做法，而且人脉和圈子就这么窄，发了也不一定有什么人关注。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终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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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当医药费、房贷、生活费一齐压下来时，就意味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一去不复返。

近些年，不断有影视作品反映了这个沉重的现实主题。或许你还记得2018年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片中展现的抗癌药物4万元1瓶，一些买不起药的病人只能默默等死。而在纪录片《人间世2》中，一位大学老师为治疗乳腺癌，花了一年薪水只够到香港买三盒药，一盒3万元人民币、21粒，平均一粒药1400元，3盒药够吃63天。

而在当下，癌症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患癌人群日益年轻化。当父辈患癌，刚过而立之年的子女也不幸患癌后，整个家庭将面临更为沉重的打击。

来自广西贵港的李一鸣人到中年，在沪上某外企担任主管，常年奔波在外。他认为自己身体强壮，企业每年安排的例行体检从来没去过。2019年末，他的身体响起了“警报”，持续的肚子疼、高烧以及其他不适，迫使他去医院求诊。诊断书让人心惊——肝癌、肺转移瘤。

李一鸣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作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如果我失去劳动力，父母将无依无靠。我必须认真接受治疗，早日恢复健康。”他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自己一旦倒下，这个家就没了。

但在看到处方单那一刻，李一鸣还是动了想放弃的念头。主治医师为李一鸣开了3盒处方药，16800元1盒的药价，吓得李一鸣胆怯了。

家里的存款，就算不吃不喝也只够吃一年多的药，但这药被称为是“肝癌克星”，医生说按时服药、规范化治疗的话，李一鸣以后还可以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

“该怎么选？” 李一鸣问自己。

因病致贫是悬在很多人头上的达摩斯利剑，它也关乎年轻人如何提升生活幸福指数，以及如何完成对父母养老这个最焦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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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解决这一问题有什么路径吗？

全国政协委员马进曾认为，健康扶贫属于精准扶贫的一个方面，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在是扶贫硬骨头的主攻方向。他表示，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处于“两期叠加”阶段，一方面，在医疗健康需求扩张期，我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仍将保持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期和财政紧张期，需要严控医疗健康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因此，我国需要建立基于价值的肿瘤患者医保支付体系，集中优势资源投入广大患者反映强烈的疾病及其疗法，确保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

其实，为了避免诸多家庭出现因病致贫的悲剧，从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003年我国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7年实行城市居民医疗保险。这三大医疗保险实行后，我国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超过90%。

我国个人医疗支付比例在2003年来没有实行新农合保险时，患者全部自费，在实行这些保险后，自付比例在逐渐降低。但与此同时，个人承担的费用受到药品价格的上升、用药的质量提升等外在因素的改变，承受的自费比例则不断上升。所以，在医疗深度方面还有诸多瓶颈亟待突破。近年来，抗癌药物价格高昂，为此国家也在推行各项政策降低药价。

例如，2018年底，上海市阳光医药采购平台公布“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拟中标结果，31个带量采购品种最终有25个中标。从中标价格来看，降价幅度在70%以上的有10个，降价幅度在40%-70%之间的有8个，降价幅度小于40%的仅有7个。

这一政策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肺癌晚期的老沈无法直接进行手术，医生建议进行肺癌的靶向治疗。在患病一年多后，受益于政策红利，药物降价，他终于如愿用上了质优价廉的抗癌药。

“过去一盒药的价格为2280元，现在医生告诉我每盒药费用为547元，之后再享受60%的医保报销，每盒只需要自己付200多。”拿着刚刚配到的药，老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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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诸多家庭因病致贫，各方正在为此不断进行调控和各方面的配套支持，但就眼下形势来看，任重而道远。

某业内人士曾直言：无论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再或者是商业保险，在癌症诊治和续命面前，都是杯水车薪。有很多人认为，药价谈判和靶向药、免疫治疗药的相继问世，会让患者活得更久，花钱更少。然而另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靶向药、免疫治疗药的出现给了癌症患者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但对其个人经济支出和背后的家庭经济负担来说，也会愈加严峻。

“以靶向药为例，想要使用靶向药的患者必须进行基因匹配，但也有许多患者基因匹配并不成功，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不断尝试其它方法，去寻求那渺茫的一线生机。另外，靶向药最大的功效是延长患者生存期，而活着则意味着花费更多的钱。所以对那些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带癌生存患者来说，大家对他们的关注除了疾病本身外，还应该聚焦他们经济和生活能力方面的‘继续活着’。”上述业内人士说道。

活着还是放弃活着？上文提到的癌症患者李一鸣就曾有过这样的茫然。得病后李一鸣深切地体会到：人生路太多不确定性，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不想抽到癌症这手“烂牌”，就得勤翻体检的“牌子”，加入筛查行列，及早排查重疾。

让李一鸣可以喘口气的是，他曾经买过一份商业保险，可以给他提供150万的用药保障，一次性赔付。但这次赔付后，他将被全国保险公司拒保。今后治病还需要花多少钱？这些钱能否承担？一切尚不可知。

购买保险的癌症患者，无法终身得到安全保障；没有保险的癌症患者，生活到最后可能只剩下痛苦与穷困。所以有人说，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中，普通人想要治疗癌症，要花费的已经不仅仅是毕生的积蓄，甚至要搭上几辈人的积蓄也远远不够。

因病致贫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未来，39深呼吸也希望可以看到随着更多政策的推进，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解决。

愿终有那么一天，不再出现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情况。（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除专家外均为化名）

作者｜赵继原

编辑｜廖颖瑶 梁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