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解放军击毙云南匪首龙三，师长大怒：谁打的谁负责

1950年6月的一个炎热午后，云南昭通城内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解放军15军43师一部与一股土匪展开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当硝烟散去，地上躺着219具尸体，其中包括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匪首龙三。

然而，当师长张显扬听闻战报后，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怒不可遏地大喝道：＂谁让你们把龙三打死的？谁打的谁负责！＂这位匪首的身份究竟有何特殊之处，竟让一位解放军师长如此忌惮？为何张显扬会对击毙敌首如此反常地大发雷霆？龙三的死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纷争和历史渊源？

在云南的近代史上，龙云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作为统治云南长达18年的＂云南王＂，龙云的政治生涯可谓传奇。1927年，年仅30岁的龙云联合四镇守使起兵，将盘踞云南多年的唐继尧赶下台，从此掌控了云南地方政权。

龙云治下的云南，虽然与中央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兴建了云南第一座水泥厂和第一座钢铁厂。在教育方面，龙云也颇有建树。抗战期间，他欢迎西南联大迁入云南，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龙云家族的显赫地位并未给他的三公子龙三带来良好的影响。龙三，原名龙绳曾，从小就表现出与其父迥异的性格。作为家中幺子，龙三自幼便受到姑母的溺爱，养成了骄纵任性的性格。

龙三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多在昭通度过。这座位于云南东北部的城市，是龙家的老家所在。在这里，龙三的所作所为常常让邻居和乡亲们敢怒不敢言。他经常带着一帮狐朋狗友在街头横行霸道，欺负弱小，甚至不时与当地的地痞流氓发生冲突。

为了管教这个不成器的儿子，龙云将龙三送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他希望军旅生涯能够磨炼儿子的性格，为将来接班做准备。然而，龙三在军校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他不仅学业荒废，还因为纪律散漫与教官发生冲突，最终被关禁闭。

这一事件让龙云勃然大怒。他本想借此机会严惩儿子，但在家人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心软了。龙三虽然逃过一劫，但他对军事生涯的厌恶也愈发强烈。出人意料的是，他却爱上了戏曲表演，并展现出了不俗的天赋。

抗战爆发后，为了锻炼儿子，龙云给龙三安排了一个上校团附的职务，准备将他送往前线。然而，龙三却借机四处游玩，沿途观看戏曲表演，耽误了军机。这一举动差点让他丢掉性命，幸亏兄长龙绳武的求情，才让龙云消了怒火。

龙三的荒唐行为并未就此收敛。1943年，他驾驶一辆美式吉普车在昆明街头横冲直撞，甚至与时任中国远征军司令的陈诚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虽然因龙云的周旋而平息，但也让龙三在军政界的名声更加恶劣。

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软禁，龙三则被安排到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然而，他依旧我行我素，终日沉迷于鸦片和女色，很少去上课。在南京期间，他还卷入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中央公园枪击案＂，与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伟发生冲突，导致多名无辜路人受伤。

1948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龙三接受蒋介石的指示，返回云南滇东一带发展武装力量。他利用昔日的黑帮关系，很快就组建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自称＂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司令。这支部队装备精良，拥有40余挺轻重机枪和2000多支步枪。

然而，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龙三的处境也越发艰难。他既不愿意像父亲那样投诚，又不甘心就此失去手中的权力。这种矛盾的心态，最终将他推向了与解放军对抗的不归路。

龙三的叛逆生涯可谓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从军校到戏班，从纨绔子弟到匪首，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在云南讲武堂的日子里，龙三展现出了与其父亲龙云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不仅对军事训练毫无兴趣，还经常逃课去看戏。有一次，他竟然带领一群同学翻墙出去，在昆明城里通宵达旦地看了一场大戏。第二天，当教官发现他们集体缺席早操时，龙三不但不认错，反而振振有词地说：＂看戏也是学习，我们在学习如何表现将帅气概！＂这番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他被学校开除。

被开除后的龙三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纵自我。他开始频繁出入昆明的各大戏院，结识了不少名角。其中，他与当时颇负盛名的花旦演员＂小白玉霜＂尤为亲密。据说，龙三曾为了讨小白玉霜欢心，不惜动用家族关系，强行将一个竞争对手的戏班赶出昆明。这一举动虽然让他赢得了心上人的青睐，但也在戏曲界树立了不少敌人。

然而，龙三对戏曲的痴迷并非只是一时兴起。在与众多名角的接触中，他逐渐掌握了一些唱腔和身段。有一次，在一场私人聚会上，龙三竟然登台演出了一段《霸王别姬》中的选段。虽然表演略显生涩，但他那股子不羁的劲头却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从那以后，＂戏班少爷＂成了龙三在昆明上流社会中的新绰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龙云为了磨练儿子，将龙三派往前线担任上校团附。然而，龙三却将这次机会视为游山玩水的良机。他带着几个亲信，驾驶着军用吉普，沿途不是看戏就是寻欢作乐。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小镇，恰逢当地在上演一出《三打祝家庄》。龙三看得兴起，竟然要求剧团加演三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但碍于他的身份，却又不敢多说什么。

这种肆意妄为的行为最终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一位姓杜的将军在巡视时发现龙三长期脱离部队，立即向龙云报告。龙云大怒，下令将龙三押回昆明受审。然而，就在押送途中，龙三竟然趁守卫不备，跳车逃跑。他躲进了昆明城外的一个小戏班，靠着平日里学到的一点皮毛，装扮成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这一躲就是半个月，直到家人四处寻找，才将他找了回来。

1943年的＂昆明撞车事件＂更是将龙三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当时，他驾驶一辆美式吉普车在昆明街头横冲直撞，不慎撞到了时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陈诚的座驾。陈诚大怒，要求严惩肇事者。然而，当得知肇事者是龙云的儿子后，事情却出人意料地平息了。有传言称，龙云为了摆平此事，不得不答应了陈诚的某些政治要求。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龙三的狂妄，也凸显了当时云南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

抗战胜利后，龙三被送往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然而，他在南京的日子里依旧我行我素。他不仅逃课成性，还经常出入烟花之地。有一次，他在秦淮河畔的一家青楼里狂饮，醉酒后竟然揪住一位名妓的发髻，硬要她唱《霸王别姬》中的虞姬。这一行为引起了众怒，最终酿成了一场群殴事件。如果不是龙家在南京的关系及时出面摆平，恐怕龙三早就锒铛入狱了。

1948年，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之际，蒋介石看中了龙三在云南的影响力，指示他返回滇东发展武装力量。龙三借此机会，利用其父亲曾经的关系网，很快就在昭通一带组建了一支3000多人的武装。这支部队虽然打着＂西南人民革命军＂的旗号，实则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军事行动，反而四处劫掠，祸害百姓。

龙三的这支部队成了一个地方割据势力，既不听从国民党的指挥，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改编。他们在滇东地区横行霸道，甚至与当地的其他武装发生冲突。有一次，龙三的部队与一支彝族武装在一个小镇发生激烈交火，双方死伤数百人。这一事件不仅加剧了当地的民族矛盾，也让龙三在滇东的声名更加狼藉。

就这样，龙三在叛逆与混乱中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他的种种劣迹不仅给龙家的声誉蒙上了阴影，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当解放军的铁蹄踏入云南时，龙三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像父亲那样投诚，还是孤注一掷地抵抗到底？

1949年12月，解放军大军压境，云南的命运即将改写。此时的云南，政治局势复杂，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虽然名义上掌控全省，但实际上各地方实力派割据一方，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

解放军15军在陈赓将军的率领下，于12月9日从贵州进入云南境内。陈赓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是占领了曲靖、宣威等地，为进攻昆明做好准备。与此同时，解放军积极展开统战工作，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

卢汉作为云南省主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蒋介石有着深厚的渊源。然而，面对国民党政权的日渐衰落，卢汉开始动摇。他派遣亲信秘密与解放军接触，试图为自己寻求一条出路。

1949年12月10日，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会议在昆明郊外的一座农庄中举行。与会者包括卢汉的亲信代表、解放军的统战人员，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会议持续了整整三天，期间多次陷入僵局。最终，在解放军承诺保留云南地方势力一定权力的条件下，各方达成了初步协议。

然而，这个协议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可。龙三作为滇东地区的实力派之一，拒绝接受和平解放的方案。他在昭通一带集结了近3000人的武装力量，扬言要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龙三的态度引起了解放军的高度重视。陈赓将军亲自召开会议，制定了针对龙三的专门作战计划。他派遣了15军43师的精锐部队，由师长张显扬亲自率领，前往昭通地区剿匪。

1950年1月11日，解放军15军主力在卢汉的配合下，和平接管了昆明。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龙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孤军。然而，他依旧不愿放弃抵抗。

1月中旬，张显扬率领43师抵达昭通地区。他首先采取了和平劝降的策略，派出使者与龙三谈判。然而，龙三不仅拒绝投降，还扣留了解放军的使者。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张显扬。

1月20日，43师发起了对龙三部的全面进攻。战斗从清晨持续到黄昏，龙三的部队虽然顽强抵抗，但在解放军的强大火力面前节节败退。当天晚上，龙三带着残部突围，退守到了一处名为＂龙门＂的山区。

＂龙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龙三在此处布置了重兵，妄图凭借地利与解放军周旋。然而，他低估了解放军的战斗力和智慧。

张显扬采取了＂围点打援＂的策略。他派出一支精锐部队佯攻＂龙门＂，同时派出多路奇兵，切断了龙三的退路和补给线。这一策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仅仅三天时间，龙三的部队就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1月25日，43师发起了最后的总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展开了巷战和肉搏战。龙三亲自带领残部顽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当天下午，＂龙门＂被攻破，龙三在突围时不幸中弹身亡。

龙三的死讯很快传开，他的部下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至此，云南全境宣告解放。

然而，龙三之死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张显扬原本打算活捉龙三，以此来瓦解云南残余势力的抵抗意志。龙三的意外身亡，反而让一些地方势力产生了殉葬之心，导致后续的剿匪行动出现了一些波折。

更让张显扬始料未及的是，龙三的死讯传到昆明后，引起了卢汉的强烈不满。卢汉认为，解放军违背了此前的承诺，擅自处决了一位地方实力派。这一事件严重影响了卢汉对解放军的信任，也为后续云南的政权交接埋下了隐患。

就在张显扬为如何向上级解释这一突发事件而焦头烂额时，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在等待着他。云南的和平解放才刚刚开始，如何在这片复杂的土地上建立新的秩序，如何平衡各方势力的利益，都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智慧和努力。

龙云作为云南的实际掌控者，在国共博弈的风云变幻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949年底，随着解放军大军压境，龙云不得不做出一个关乎云南命运的重大抉择。

1949年12月3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龙云在昆明的官邸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与会者包括了云南省政府的核心成员和部分军事将领。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是否向解放军投诚。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争论激烈。有人主张死守云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也有人建议立即向解放军投诚，以求自保。龙云始终没有表态，只是静静地听着各方意见。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龙云突然开口了。他说：＂大势已去，继续抵抗只会给云南百姓带来更多苦难。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为云南的和平解放做出贡献。＂这番话一出，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龙云的决定，实际上宣告了国民党在云南统治的终结。

然而，龙云的投诚并非一帆风顺。1949年12月9日，解放军15军在陈赓将军的率领下进入云南境内。龙云立即派出使者，表示愿意和平起义。但陈赓并没有立即接受龙云的投诚，而是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龙云必须解除云南境内所有武装力量。

这个条件让龙云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知道只有接受这个条件，才能保证云南的和平解放；另一方面，解除武装意味着失去自己最后的筹码。经过一番权衡，龙云最终选择了妥协。他下令云南各地武装力量放下武器，并开始着手准备移交政权。

1949年12月15日，龙云正式宣布起义。这一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云南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大部分地方势力选择了跟随龙云的脚步，但也有一些顽固分子拒不接受。其中，龙云的儿子龙三就是其中之一。龙三在滇东地区拥有一支3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他公开宣称要与解放军决一死战。这让龙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为了说服儿子，龙云亲自前往滇东。1949年12月20日，父子二人在昭通一个偏僻的山村会面。据当时在场的一位随从回忆，这次会面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龙云苦口婆心地劝说，但龙三始终不为所动。最后，龙云无奈地离开了，留下了一句话：＂你自己看着办吧。＂

龙三的抗拒无疑给龙云的投诚蒙上了一层阴影。解放军对此极为不满，认为龙云没有履行承诺，完全解除云南的武装力量。陈赓将军亲自找到龙云，要求他立即处理龙三的问题。龙云表示无能为力，这进一步加深了解放军对他的不信任。

1950年1月11日，解放军和平接管昆明。龙云按照约定，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了解放军代表。然而，他并没有如愿获得新政权的重用。相反，解放军对他采取了软禁政策，将他安置在昆明郊外的一处宅院中。

龙云的失势还不止于此。1950年2月，解放军开始对云南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算旧政权官员的罪行。龙云作为云南的最高统治者，自然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调查组深入云南各地，收集龙云执政期间的各种罪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9年的＂遇难将军＂事件。当年，龙云以＂勾结日寇＂的罪名，将包括孙立人在内的多位抗日将领杀害。这一事件在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龙云铲除异己的手段。

随着调查的深入，龙云在云南的统治黑幕被逐渐揭开。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残害忠良等罪行不一而足。尤其是在禁毒问题上，龙云更是被指控纵容鸦片种植，从中渔利。

1950年7月，一份长达数十页的调查报告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报告详细列举了龙云的种种罪行，建议对其进行严惩。然而，考虑到龙云在云南和平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中央最终决定给予其宽大处理。

1950年8月，龙云被正式解除一切职务，但获准保留自由。他被安置在昆明市郊的一处庄园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昔日叱咤风云的云南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龙云的投诚与失势，标志着云南旧势力的彻底瓦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云南的社会改革就此一帆风顺。如何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如何推进土地改革，如何根治盘踞已久的毒品问题，这些都是新政权面临的巨大挑战。云南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随着解放军进驻云南，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这片长期被封建势力统治的土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1950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省委书记习仲勋面对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民族矛盾、毒品泛滥、土地分配不均等问题盘根错节。习仲勋深知，要在这片土地上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首先面临的是民族问题。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有25个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如何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1950年3月，习仲勋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邀请各族代表参加。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周，讨论如何在云南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一位彝族代表提出，希望保留传统的土司制度。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习仲勋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土司制度的外壳，但实质上由共产党领导。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认可。

紧接着，禁毒成为了另一个重要议题。云南长期以来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之一，毒品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1950年5月，云南省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

这场运动的开展并不顺利。在某些偏远山区，种植罂粟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一位名叫阿卡的傣族村长公开表示反对禁毒，称这会导致村民失去生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省委决定派出工作组深入各地，宣传禁毒政策，同时帮助农民发展替代作物。

在大理，工作组遇到了一位名叫杨老四的农民。杨老四世代种植罂粟，对改种其他作物持怀疑态度。工作组成员李明spent整整一个月时间与杨老四同吃同住，向他耐心解释禁毒的重要性，并帮助他学习种植茶叶的技术。最终，杨老四不仅自己放弃了种植罂粟，还主动向其他村民宣传禁毒政策。

禁毒运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土地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1950年8月，云南省开始全面实施土地改革。然而，由于云南地区的特殊性，这项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

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是按照宗族制度分配的，个人所有制的概念并不普遍。在西双版纳，一位名叫岩柏的傣族头人拒绝参与土地改革，声称这违背了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省委派出的工作队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通过举办村民大会、个别谈心等方式，最终说服岩柏接受了改革。

土地改革中还出现了一些极端行为。在某些地方，一些农民将对地主的仇恨情绪发泄到了极致，甚至出现了暴力事件。1951年初，在昭通地区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省的案件：一位名叫张老财的地主被愤怒的农民活活打死。这一事件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习仲勋亲自赶赴现场，强调土地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严禁任何形式的私刑和报复行为。

与此同时，教育改革也在推进。云南的文盲率高达80%，如何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1951年，云南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昆明，一位名叫李秀芳的年轻女教师主动请缨，到偏远的山区教授文化知识。她骑着一匹瘦马，走村串户，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老百姓认字。李秀芳的事迹很快传遍全省，激励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教育事业。

然而，改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2年初，云南省委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央的批评报告。报告指出，云南的改革步伐过于缓慢，某些地方仍然存在严重的封建残余。这份报告给省委敲响了警钟。

为了加快改革步伐，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运动持续了整整半年，重点清理了政府机关中的贪污腐败行为，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改革中的偏差。

到1952年底，云南的社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禁毒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文盲率也有了明显下降。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巩固改革成果，如何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秩序，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云南，这个曾经被称为＂边陲＂的省份，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向着新的未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