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娘叫宋二妮，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

一天学没有读过，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但她却是们姐弟俩这辈子最尊敬的女人。

不仅仅是她生我们、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更因为她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活在世上。

也因为她给予我们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勇气和意志。

我娘是50年代生人，姥爷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汉子。

与当时大多数的农村人一样，重男轻女是他的标签。

我娘是老二，前面还有个姐姐，所以姥爷相当不待见她，因为一连生俩丫头片子让他没了面子，好在随后又连续生下两个舅舅，才让我娘不至于承受姥爷的怒火。

但日子过得也相当一般，毕竟俩舅舅是要精心照顾的，她作为闺女自然享受不到什么照顾，能活着就行，不仅如此，三岁的她就要负责照顾舅舅，动辄舅舅哭闹一下她就得挨打。

吃穿上面更不要说，那年代普遍都比较穷，谁家孩子也吃不上好的、穿不上好的，更别说她这个夹在中间的闺女了，好吃的要让给舅舅，穿的要捡大姨剩下的，从小到大一件新衣服没穿过。

第一次穿新衣服还是结婚的时候，我爹陪着她去供销社买的布料，回家后她自己做了件红褂子。

这件嫁衣到如今还保留着，我娘说这是第一次穿属于自己的衣服，而且是我爹买的得留一辈子。

嫁给我爹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时候我爹二十、我娘十七，放到现在还是个屁事不懂的高中生，每天只会给父母要钱去追星，可她那时候就已经成家，要担负起一个家庭了。

我爹和我娘感情挺好的，用我娘的话来说，我爹是个特别厚道老实又疼她的男人，虽然话不多，但却时刻都想着她，吃的穿的都是先紧着她，也让她人生第一次尝到被关心的感觉。

只是这样的好日子也就仅仅过了不到五年，1974年我才一岁多的时候，我爹随着生产队出工到公社修水库，炸完山没有做好清理就上人干活，一块几吨重的巨石砸下来，我爹正当其中，连挣扎都没有就走了，我们娘仨瞬间成了孤儿寡母。

失去了顶梁柱，家里的日子自然是不好过，我娘忍着悲痛安葬了我爹。

可还没等刚缓一口气，爷爷就告诉我娘，我爹的赔偿金他要保管，没有我娘的份。

放到现在简直是无法理解，凭什么男人死了补偿金都不分，但在那时代却相当正常。

我爷爷的理由既简单又粗暴，我爹是被我娘克死的，不来找她的麻烦已经算对得起她了，还想要赔偿金？那简直是大白天说梦话，想都别想！

爷爷这么气势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爹没了，另一方面也是我姥爷已经去世了，不过我姥爷死的有点窝囊，喝醉酒烤火时烧死了，就在我娘嫁给我爹的第二个年头。

我爹赔偿金一点没有，我娘自然是不乐意，跟我爷爷大吵一架，却被我爷爷当着许多人的面甩了几个耳光，告诉我娘想在这过就别那么硬，除非我儿子活过来赔偿金才可能会给到你。

当年的情况，就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我娘回去找俩舅舅帮忙出头，谁知我俩打小就懦弱的舅舅推三阻四，反倒是劝说我娘接受现实，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生活就得学会低头。

娘家指望不上，婆家还要欺侮，我娘几乎是有些撑不下去，找大队帮忙做主，可人家来了两趟根本说不动我爷爷，找到公社人家说家庭矛盾自己解决，连我姐都劝娘不行就认了吧。

我娘却语重心长的对我姐说，不是认不认的问题，是那赔偿金属于我爹拿命给我们换来的，就算是要不到她也得要，不能让我爹死了都不能瞑目。

有天晚上，我娘去公社找人讨要了一瓶汽油，直接摔在了我爷爷屋里，点燃火柴说既然让我们娘仨没法活，咱都一起去找你儿子评评理，吓得我爷爷上蹿下跳，可就是逃不出那间屋子。

最后只好屈服，说赔偿金给你一部分，但以后两家再无关系，我娘终于拿到了一百二十块钱的赔偿金，一条人命，当时的赔偿也不过仅仅三百块钱而已。

拿到赔偿金后，我们家果然被孤立了，爷爷在村里放出话，以后绝不管我们娘仨的死活。

很多人都说我娘这么做得不偿失，但我娘却坚定地说，不管就不管，就不信我们娘仨活不下去。

可那年头没了顶梁柱真的不好活下去，队里出工女社员最多才能拿到七个工分，再加上队里穷的能跑老鼠，一年挣多少公分，核算下来也没多少钱，辛苦忙碌一年，我娘仅仅分到三块六毛二分钱和一包火柴，连买块布做衣服都不够，过年时候我们喝的是玉米糊糊配咸菜，一向要强的我娘在我们睡着后，抱着我爹的牌位哭了整整一晚上。

日子再不好过也得过下去，这就是我娘一辈子坚持的信念。

75年，依旧是没太大差别，我们家的日子依旧是过得很难。

我俩舅舅却找上门来，以姥姥生病没钱的名义，硬生生将我娘塞在牙缝里的二十块钱给“借走”，到如今也没听说他们还回来，或许在他们心里我娘和大姨就该是他们的提款机。

那年秋天我生了场大病，我娘拿出所有钱给我看病，却没太大的效果，后来实在没钱了，我娘第一次求到爷爷门上，爷爷不肯借，我娘就在门口跪着，到最后爷爷还是没掏钱，而是给了个最终也没实现的承诺，等到卖完猪就借给你钱给孩子看病。

最后我娘到处求人，借了十几块钱维持住我的治疗，当时村里有个大娘无心一句话，让我娘决定去城里做买卖挣钱，她受够了没钱的苦，就算是豁出去命不要也得挣钱给我看病。

可能有人会说做个小买卖有啥的？最多也就是不挣钱，还能犯得上被枪毙不成？

那是不了解那个年代，那可是1975年，个体买卖有个罪名叫做投机倒把。

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尾巴，那是被全面禁止和取缔的。

管得松的地区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可我们那里却相当严格。

我娘把枣树上的枣子打下来，提着篮子步行二十多里去县城卖枣。

一篮子没卖完就被民兵给抓了，把我娘带到小黑屋审问。

问我娘知不知道这属于犯错？知不知道这是属于投机倒把？

我娘却没有害怕，而是笑着说大兄弟，别吓唬俺们乡下人，投机倒把是说的低买高卖挣差价，俺这是自家树上摘的吃不完拿来换点钱，咋也够不上投机倒把吧？

那民兵队长被她逗乐了，说没想到你知道的还不少，看来是提前做了准备的。

我娘叹了口气，说大兄弟你说言重了，好人家谁愿意抛头露面上街卖枣？俺家男人前两年没了，家里孩子等着钱看病吃药，俺只能是拿这点枣换点钱，不然俺孩子就活不了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咱都互相体谅一下成不？

一番话把那队长都给说感动了，等到放我娘出来，偷偷跟着出来把我娘的枣都给买了去。

说你家有困难可以理解，但俺们就是干这个的，看到你卖枣也不能不管，拿着钱走吧，以后就别来了，要是来也找个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娘没忍住掉了眼泪，给那个队长鞠了个躬。

第二天我娘又提着篮子来了县城，她倒也不是故意作对，而是我看病真的需要不少钱，光靠一篮子枣远远不够，不过她谨记那位队长的教导，找了个小巷子待着，见到人就喊一声大哥要枣不？大姐看看俺家枣，大婶买点枣给孩子吃吧。

这次卖的很顺利，冬天没啥瓜果，枣子是唯一的生鲜水果，加上我家枣树的枣子好吃，自然卖的也挺快，然后我娘用了一星期的时间把那棵大枣树上的枣卖光了，挣了十多块钱。

十几块钱在那时候可不是小钱，可我吃药看病也一样不少花钱，一天就得一块钱。

我娘还得想办法挣钱，可枣卖光了卖啥呢？正好有队里的人农闲帮着粮站去修理房屋，她就找了过去，求人家从粮库给与他带些豆子回来，可以拿钱换，我娘打算生豆芽去卖。

人家答应了，给我娘每天弄来一些黄豆，她就在炕上发豆芽，发好豆芽就带去县城卖掉。

卖了几次之后，竟然被多事的人给举报了，再次被民兵队给带走，那队长还记得我娘，一看是她立马苦了脸，说大嫂你花样还真不少，前面卖枣你偷着卖就当没看见，你咋还来卖豆芽了？

我娘也是挺不好意思的，说家里孩子看病需要钱，总不能看着孩子病死，咱穷人也没别的路子，只能这么干了，还请你再高抬贵手一次，那队长说这次是群众举报，可没法随便把你放了，这么着吧，豆芽和框子没收，就当是对你批评教育了，你出去先别走，在后面巷子那等着，晚点把东西给你送出去，我娘激动地直掉眼泪，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就这样，人家民兵队长又放了我娘一马，再卖我娘也学精了，直接去县里国营厂家属院附近去蹲点，那里住的都是工人，消费水平高、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也比较大。

就这么隔三差五去一趟，也被民兵队撵着跑好几次，但幸运的是都没抓到她。

过了年入了春，我的病终于好了，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可家里依旧是穷的要死。

我和我姐的裤子都是大补丁摞小补丁，我的裤腿可以说是当前流行的七分裤，我娘心里泛酸，觉得不能这么过下去，人总不能穷死饿死，她又打起了去城里做买卖的心思。

这次选的是菜，趁着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每天背着十几棵自留地白菜到县城去卖，一去一回都要半天，能挣一两毛钱，虽然不多，却也想着积少成多，总有天能够买块布给我们做衣服。

当然也没少被民兵撵着跑，到最后县城的民兵基本上都认识她了，一说起那个换着花样卖菜的妇女就都知道是她，队长也撞见过几次，都是留下句小心点，别再被人举报了离开。

我娘其实对那队长是相当感激的，经常告诉我们要记得人家，也算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只是有些惭愧，我们始终不知道那队长的名字，也不知道人家住在哪，没办法去报答。

农忙出工、一有机会就进城，蔬菜、瓜果、豆腐、柿子、枣子、糖葫芦这些我娘都卖，还跟人学会了做棉花糖，是她卖的最火的商品，一年下来竟然攒了百十块钱。

那年大队算工分，四千分的壮劳力才分了三十块钱，可见我娘这小买卖做的比出工要合适的多。

76年过去了，77年大家的政策上压力小了很多，可市场依旧没放开，红袖标依旧是满街跑，投机倒把依旧是会被打击，我娘却依旧坚持去做小买卖，每天一两毛钱也干的热火朝天。

棉花糖、瓜子是她的主要商品，为此在自留地和院子里种了不少向日葵，还请附近邻居一起种，到时她会去收，然后炒成瓜子带到县城去卖。

只是做买卖啥人都能遇上，我娘碰到好人也能碰到坏人，被几个管闲事的小年轻直接给送到了民兵队，队长一看就乐了，说你还真是不闲着，这次被群众送来你说我该咋办？

我娘说要不你关我几天？队长说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按规定还得你们队里来领人。

大队干部把她领回去批评了半天，说你天天折腾啥？被人抓到你不丢人俺们还丢人呢。

我娘说这有啥丢人的？穷死才丢人！要不是穷，谁愿意天天走几十里去县城挣那点钱？还被人天天跟撵兔子似的撵？你们这些干部要是能让俺们吃得饱、穿得暖，犯得着去做这营生？

大队干部被她数落的面红耳赤，索性也不去管她了，说再被人抓到让人别再找咱大队。

我奶奶也是个不省心的，听说后站在门口骂我娘，说什么不守妇道、抛头露面，我娘急眼了出去就跟着她骂，说你们除了嘴上叭叭会个啥？俺们娘仨要饿死、病死的时候干啥去了？不帮俺们就算了，俺自己想办法挣钱还说这说那，你哪来的脸到俺家门上来骂？

奶奶被她骂走了，还嚷嚷着早晚得进劳改队，一辈子吃劳改饭的命。

78年，我娘依旧重复着做买卖的事情，忙完秋季我娘起了盖房子的心思，请人帮忙把那两间破土房拆掉，盖了三间瓦房，让大队的人都羡慕坏了，才知道我娘竟然不声不响攒了那么多钱 。

我爷爷又蹦到家里，说原来你们没钱，养老钱没找你们要，如今有钱了该给养老费也得给。

我娘没有跟爷爷掰扯，而是答应下来，其实不到五十岁就开始给孩子要养老费，我爷爷也是当时村里独一份了，好在也不算太多，一个月也就一块二毛钱，谁让他们孩子多呢？

只是我爹这么多兄弟，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没一个肯伸出援助之手的。

79年，市场终于放开了，各种做小买卖的都多了不少，我娘每天忙的跟陀螺一样，有集赶集、有会上会，没集会就去县城卖，提前做好的棉花糖、炒瓜子，再搭配上现做的一台做云朵那样的棉花糖机，一天下来有时候就能挣到十来块，比起在大队上工那是合适太多了。

也是打那年开始，我和我姐终于不用再成天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开始体面了起来。

81年，市场再次遇冷，我娘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关了三个月，当时我跟我姐都吓坏了，成天躲在家里哭，村里人冷嘲热讽，说早知道我娘会进去，还说什么人不能太嚣张之类的。

我娘出来后抱着我俩说，娘知道让你们担心了，但咱娘仨不能穷死，这世道咱要不往前走，永远就得受穷，你们不要担心娘，如果娘再进去姐姐照顾好弟弟，等着娘出来就是了。

我娘依旧是照样干，许多人都说她疯了，为了挣钱命都不要了，我娘听到都是笑笑不说话，在她心里穷才是最可怕的，命相比于穷来说算得了什么？只要命还有，她就不想一家子受穷。

好在那场风暴来得快去的也快，我娘依旧忙的脚不沾地，依旧每天都能带钱回来，包产到户之后我娘只留下二亩地，剩下的都偷偷转租给别人种，为的就是不耽误她做生意。

一年又一年，整个八十年代，我娘见什么生意好做就做什么，从小吃食到卖衣服什么都干，88年的时候在县城开了两家服装店，还在县城买了套小院住，我和我姐也都搬到县城读了书。

90年代我娘看家具好做，去南方找货源，在县城开了全县第一家的家具店，90年代后期则瞅准了商超这个行当，开了全县城第一家超市，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了。

也是在九十年代，我们长大成人，我娘也找到了让她动心的人，四十岁的年纪重新开始了新生活，只是她并没有停下她的脚步，而是不断地向前走，超市、酒店、药房，什么挣钱她就做什么，等到村里那些人意识到挣钱好的时候，他们已经连我娘的背影都看不到了。

我娘做生意这些年，吃过苦、受过累、逢过沟、遇过坎，可她都咬牙坚持了过来。

每当我们说让她歇歇的时候，她就笑着说不能歇，娘真的穷怕了，不想让你们再体会到穷的滋味，不求能让你们一辈子大富大贵，只求你们这辈子别再受穷就行了。

这就是我娘，大号宋二妮，一辈子都没服过软、认过命的宋二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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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支持，我是老闲品人生，在每个底层故事里，努力寻找人性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