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扶贫和乡村振兴投入了很多钱，应该投的！

扶贫和乡村振兴投入很多钱，又形成了数万亿的沉默资产，这是个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经营乡村”“乡村运营”很流行，浙江很火，全国各地都组团去浙江取经（这成了浙江“乡村运营”有收益的一个重要条件），不少地方政府还高薪聘请很多浙江“乡村运营”人才帮助当地搞“运营乡村”。效果怎么样呢？这就不必问了，谁的头上都没有长个顶破天的东西！

乡村有两项基础性制度不建立，就不可能有普通性的乡村振兴，振兴的只是极少数特例，且特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普遍没振兴的乡村的政治需求（参观学习）支撑着的。

乡村要普遍性的振兴，只有在两项基础性制度建立的条件下才行。

第一项：三农的基本组织制度；

第二项：与农村产权相匹配的基本金融制度；

先说三农的基本组织制度。

如果农村没有农民为主体的村社一体化的共同体存在，农村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组织制度。什么叫农民为主体的村社一体化共同体呢？即有“统一产权、统一财权、统一事权、统一治权”的村社一体化的村民社员共同体，党支部建在这个共同体之上。这就是三农的基本组织制度。

如果这个“四权统一”的村社一体化共同体不存在，乡村的产业兴旺就不可能实现，投多少钱都不能实现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乡村产业振兴，一方面，关键在追求农业产业的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

在农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就不能再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收益了（因为增产减收，勤劳致穷），就应该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而在小农高度分散的情况下，只能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收益，不可能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因此，没有三农的组织化，就没有农民的产业振兴、也就没有农民的乡村振兴。

很多人把乡村产业振兴的希望寄托在老板身上，在分散的农民只能追求数量增长收益的情况下，老板能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吗？在农民没有组织起来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之前，老板下乡搞产业，只有一个结果——比农民亏的更惨！

乡村产业振兴，另一方面，关键在追求农村沉默资源资产活化（价值市场化）的收益。

农村有大约800万亿的沉默资源资产，活化农村800万亿元沉默资源资产——死资源资产变活钱、活资本，是振兴产业的关键途径。要活化农村800万亿的死资源死资产，关键靠有效的金融制度供给——供给与农村资源资产（产权）相匹配的金融制度。800万亿沉默资源资产活化了，农村就不缺钱、不缺资本了；如果农村没有有效金融供给，财政投多少钱都是活钱变死钱——增量变存量，没有意义的瞎折腾。如果农村金融制度有效，农村只需要投很少的钱就能让海量的死钱变活钱活资本，钱和资本就会越变越多。

总结：

乡村振兴，最根本的是两供给两项制度：第一，重建基本组织制度，即“四权统一”的村社一体化的农村社员共同体制度（党支部领导下的一社n部村社联合社体系）；第二，重建金融制度。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建立社员信用合作部，再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以农民村社内部信用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此内生合作金融体系支持农村资源资产活化——变成活钱活资本。

如果以为投钱就能振兴乡村，是肤浅的。没有有效的基础性制度供给，投多少钱都是瞎折腾。杨丽萍再会跳舞，让她在苍山下洱海边的水稻泥田里跳孔雀舞试试！今天的中国，上上下下，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种以暴发户儿子的心态搞乡村振兴或治理国家，要不得的！

主要领导，不带钱下乡，把一个地方搞好了，一定是制度创新的结果，才是经验。领导办点，用钱堆，搞漂亮了，号召去参观学习，靠参观学习维持典型意义，这是权力的经验！

落后的地方，创造出了普通性的共同富裕，这一定是制度创新的结果，是值得推广的经验。发达的地方，搞几个样本点，以点代面，上升为经验模式方法等，推而广之，也是会害死人的。

把发达地方的人请到落后地方搞“乡村运营”，能行？我疑问。我相信制度建设，我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没有与时俱进的制度供给，增加人、钱等投入，效果仅限于树“典型”，且这种典型只能靠两种力量维持：一是靠主要领导的权力维持，二是靠几个人的无私奉献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