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安插了许多地下工作者，却鲜有人知这些隐姓埋名的英雄们经历过怎样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国民党监狱里关押着一位特殊的囚犯——范纪曼。他是一位在国民党内部身居要职的少将，却因被揭露共产党员身份而锒铛入狱。经过多日的严刑拷打，他始终不曾透露半点组织机密。就在即将处决的前一晚，一位狱警突然示意他去上厕所，还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早出早回来＂。这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暗藏玄机。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传奇？他又是如何从死亡边缘逃出生天的呢？
一、少年立志篇
1906年，范纪曼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内江，是川南重要的盐业集散地，但繁荣的表象下掩盖着普通百姓的困苦生活。范纪曼的父亲在盐厂做工，母亲则在家纺织补贴家用。
年幼的范纪曼经常跟随父亲去盐厂，亲眼目睹了清政府官员与盐商勾结盘剥百姓的情景。当时盐税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官商勾结抬高盐价，压榨百姓。范纪曼看到盐工们衣衫褴褛，在烈日下搬运盐块的艰辛场景，这些画面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纪曼刚满5岁。内江的革命形势也风起云涌，当地的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推翻了清朝在当地的统治。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让年幼的范纪曼第一次感受到了变革的力量。
1918年，12岁的范纪曼在当地私塾读书时，展现出了超强的语言天赋。他不仅能快速记住老师教授的文言文，还能自学英语。当时内江驻扎着一支军阀部队，范纪曼经常在街头偷听外国传教士与军阀谈话，渐渐掌握了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
范纪曼的语言天赋引起了一位退休教师的注意。这位老教师曾在上海教书，了解到范纪曼家境贫寒却求知若渴，便主动提出资助他到上海求学。1920年春天，在父母和老教师的支持下，年仅14岁的范纪曼只身前往上海求学。
在上海，范纪曼进入了一所教会中学就读。这所学校的外籍教师来自不同国家，这为范纪曼创造了学习多国语言的机会。他利用课余时间，陆续自学了法语、日语等外语。正是这些语言能力，为他日后的地下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就读期间，五四运动的影响波及上海。范纪曼亲眼目睹了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等革命场景。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参加地下读书会。在一次读书会上，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论，这让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新的认识。
1923年秋，范纪曼在一次秘密集会上聆听了陈独秀的演讲。陈独秀讲述了共产党的革命理想，这次经历坚定了范纪曼追求革命的决心。他开始主动寻找共产党的联络点，希望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潜伏任务篇
1924年初，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范纪曼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看中他精通多国语言的特长，决定派他打入国民党内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范纪曼首先被派往黄埔军校学习。
在黄埔军校期间，范纪曼表现出色。他不仅在军事训练中名列前茅，还因精通外语被选为校内外事接待工作的翻译。这段经历使他结识了不少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后来在他危急时刻施以援手的几位同学。
1925年夏天，范纪曼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队。起初，他被安排在一个普通连队担任副连长。在这个位置上，范纪曼认真钻研军事，表现突出。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协助部队与外国军事顾问沟通，逐渐获得了上级的赏识。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后，范纪曼随军北上。在一次与军阀作战中，他利用日语知识截获了敌军与日本顾问的密电，及时向上级通报了敌军的进攻计划。这一功劳使他被提拔为营长，并被调往情报部门工作。
在情报部门工作期间，范纪曼建立了一个看似为国民党服务、实则为共产党传递情报的秘密网络。他利用职务之便，将获得的重要军事情报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党组织。同时，他也在适当时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清剿共产党员。范纪曼凭借在情报部门的特殊位置，设法掩护了多位地下党员转移。他还利用职务便利，销毁了一批可能暴露党组织的文件。
1928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范纪曼被调往北平站任职。这个位置使他能够接触到更多机密情报，也让他有机会与日本特务机关周旋。在与日本特务的多次交手中，他巧妙地制造假情报，误导对方的判断。
到1930年，范纪曼已经升任北平站站长，相当于国民党少将军衔。这个位置让他能够直接接触到蒋介石的某些决策信息。他建立的情报网络已经遍布华北地区，为党组织及时了解国民党军事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执行潜伏任务期间，范纪曼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他对外伪装成一个忠于国民党的军官，实则暗中与党组织保持着秘密联系。他每次传递情报都要经过多重转手，确保万无一失。在这期间，他还培养了多位地下工作者，扩大了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网络。
三、危机四伏篇
1931年深秋，范纪曼收到情报，得知共产党员曹策在北平被捕。曹策是川南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与范纪曼是同乡。更重要的是，曹策掌握着大量地下党员的信息。一旦曹策在刑讯中暴露这些信息，将会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
为营救曹策，范纪曼首先派人打探到关押地点在北平西城区的一处秘密监狱。这座监狱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工处共同管理，戒备森严。范纪曼利用职务之便，以审讯需要为由，设法接近了看守曹策的几名狱警。
在营救行动准备期间，范纪曼意外得知一位名叫陈恭澍的翻译官掌握着一份日军的秘密情报。这份情报记录了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部署计划。范纪曼通过与陈恭澍多次接触，发现他对日军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
范纪曼抓住这一时机，以情报交换为条件，说服陈恭澍协助营救曹策。陈恭澍利用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关系，为曹策的转移制造机会。同时，范纪曼也从陈恭澍手中获得了日军的秘密情报，并及时转交给了党组织。
然而，就在曹策即将获救的关键时刻，一个意外的变故打乱了所有计划。一名被捕的地下党员在审讯中泄露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1932年1月的一个凌晨，特务处突然对范纪曼的住所展开了突袭搜查。
范纪曼在被捕前，迅速销毁了一批重要文件。但特务们在搜查中还是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密码本和联络信件。这些证据，加上被捕同志的口供，使范纪曼的地下党员身份基本确认。
特务处立即对范纪曼展开严密审讯。审讯者中有专门的军事情报专家，他们希望从范纪曼口中得知党组织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潜伏网络。但范纪曼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有关组织的情报。
在这期间，陈恭澍冒着巨大风险，设法将曹策成功救出。曹策随后辗转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而范纪曼的处境却越发危险，特务处开始对他使用各种严刑拷打。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审讯，特务处始终未能从范纪曼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蒋介石震怒，下令处决这名潜伏在军队高层的共产党员。就在处决期限即将到来时，一份来自日本特务机关的紧急报告引起了特务处的注意。这份报告暗示范纪曼可能掌握着更多关于日军的机密情报。
四、惊险脱逃篇
1932年4月15日夜晚，北平城内下起了蒙蒙细雨。特务处决定推迟一天处决范纪曼，以便进一步审问有关日军情报的事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姓李的狱警走到范纪曼牢房前，示意他去上厕所。这位狱警正是范纪曼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同学。
李狱警将范纪曼带到监狱后院的厕所，趁着换岗的空隙，迅速打开了连接下水道的暗格。这个暗格是专门为营救行动准备的，通向城外的一处荒宅。范纪曼钻入暗格后，立即沿着事先规划好的路线匍匐前进。
与此同时，监狱内的其他囚犯突然发生骚乱，这是党组织安排的内应制造的声东击西。趁着狱警们去处理骚乱，范纪曼有了更多的逃脱时间。他在漆黑的下水道中爬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预定地点。
在荒宅中，等候多时的地下党员立即为范纪曼换上了一身僧人装束。这身装束是精心准备的，连细节都做得很到位。范纪曼剃去了头发，身上还沾染了些许檀香，看上去就像一个真正的云游僧人。
天亮时分，特务处发现了范纪曼失踪的消息，立即在城内展开大搜捕。城门口的检查异常严格，所有出城的人都要接受盘查。范纪曼装扮成僧人，混在一群进城朝拜的香客中间，准备从西门离开。
就在通过城门检查时，一名特务对范纪曼产生了怀疑。这名特务曾经见过范纪曼，虽然现在的装扮大不相同，但还是觉得面熟。正当特务准备进一步盘查时，城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原来是一群商贩的骡子受惊，打翻了担子。趁着这个混乱，范纪曼迅速混入人群，成功出城。
离开北平城后，范纪曼没有立即前往预定的安全屋，而是转道去了城外的一座寺庙。这座寺庙的主持与地下党有联系，专门为这次营救行动做了准备。范纪曼在寺庙中停留了三天，等待追捕的风声减弱。
期间，特务处在城内城外展开地毯式搜索，还专门派人搜查了这座寺庙。但范纪曼被安排在一个隐蔽的佛龛内，躲过了搜查。寺庙的和尚们表现得极为自然，让特务们未起疑心。
第四天凌晨，一辆运送蔬菜的马车来到寺庙。范纪曼藏在一堆白菜下面，随车向南行驶。这辆马车走的是一条偏僻的小路，专门避开了主要关卡。经过三天三夜的周转，范纪曼终于到达了河北省南部的一个革命根据地。
这次惊险的脱逃，既体现了党组织周密的营救计划，也显示了各方力量的通力协作。从监狱内应到城外接应，从寺庙掩护到最后的转移，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安排。而范纪曼在整个过程中的冷静应对，也为脱逃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新的征程篇
1932年夏末，范纪曼到达革命根据地后，立即向组织汇报了他在国民党军队潜伏期间获得的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对党组织制定军事战略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日军的秘密计划，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组织考虑到范纪曼的特殊才能和丰富经验，决定派他担任新四军情报科科长。在这个岗位上，范纪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他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期间积累的情报工作经验，系统地整理成培训教材，为新四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情报人员。
1933年春，范纪曼发现日军正在华北地区秘密集结军队。他立即组织情报人员深入敌后，通过多方渠道证实了这一情报。这个重要发现使新四军及时调整了部署，避免了可能的重大损失。同年夏天，范纪曼又成功预警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突袭行动，使根据地的部队得以从容应对。
1934年，范纪曼被调任新四军教导队队长，负责培训特殊任务人员。他根据实战经验，创新了训练方法。在训练中，他特别强调外语能力和密码技术的掌握，为部队培养了大批能独立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才。其中多人后来成为党的重要情报工作者。
1935年底，范纪曼受命组建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主要执行敌后侦察和特殊任务。在他的带领下，特别行动队先后完成了多次重要任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功营救了被困在敌占区的一批重要党员，并安全护送他们回到根据地。
1936年春，范纪曼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发现，有日本特务混入了根据地。他迅速组织人员展开调查，最终找出了这些特务的联络网络。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范纪曼带领特别行动队一举捣毁了这个特务网络，缴获了大量重要情报材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范纪曼被任命为新四军情报部部长。他在这个岗位上进一步扩大了情报网络，将触角延伸到日军占领区的各个角落。他建立的情报系统为新四军的抗日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持。
到1938年底，范纪曼领导的情报部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工作高效的专业队伍。这支队伍不仅在收集和分析情报方面表现出色，还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情报工作人员。范纪曼亲自编写的《敌后工作手册》，成为当时情报工作的重要指导材料。
1939年初，范纪曼又开创性地建立了电台联络网，大大提高了情报传递的效率。这个联络网采用了他独创的密码系统，确保了通讯安全。同年秋天，这个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传递了日军大规模调动的情报，为新四军防御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