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从周公营洛即产生。周公称洛阳：“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里的“天下之中”似乎只具备政治地理层面的意义，在汉代随着儒学的复兴，尤其是古文经学的兴盛，周公及洛阳作为“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理想政治重要构成的政治意义愈发被重视。

陈寅恪先生认为“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正统论中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谁能得到中原的地方，谁便是正统。如果想被人们认为是文化正统的代表，假定不能并吞南朝，也要定鼎嵩洛”。陈寅恪先生指出了洛阳在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以及这种象征意义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等学者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这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可行的观察视角，即通过以洛阳为理想政治中心的汉唐都城变迁，考察特定时代的现实政治。东汉以来，洛阳作为“天下之中”、德者所居的政治象征意义超越现实政治，成为东汉王朝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部分，与天命 、王朝兴衰息息相关 。

董卓欲出洛，司空黄琬驳斥道：“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都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黄琬之议包含着东汉以来洛阳政治象征意义发展的结果，洛阳的特殊意义发端于周公，神明以天命昭示光武帝定都洛阳以使汉朝兴盛。这种与神明、天命联系的宏伟政治功业一旦在社会意识中确立，就绝不能更改与之相关的任何部分，否则即可能引起剧烈的社会恐慌。寥寥数语的黄琬之议隐含的逻辑，即社会普遍认同的东汉政权据有天命，定都洛阳是东汉政权天命的启示部分，当这个部分发生改变时，东汉政权的权威便受到质疑。

在洛阳政治意义的发展历程中，光武帝都洛时洛阳是与汉王朝获得德政的天命资格相联系的，与东汉王朝的建立同为神明昭示。至东汉中后期， 在张衡等人的理论中反映出的内容已发生变化，未定都洛阳成为西汉灭亡的原因之一，洛阳则成为正统王朝的必居之地。随着关东起兵，洛阳东、南受敌，董卓不得不离开“四战之地”洛阳，西迁到长安。但洛阳在政治文化上的重要象征意义，使得董卓必须先解决西迁在文化上面临的阻力。

蔡邕

蔡邕起草的《宗庙祝嘏辞》是现存唯一的直接相关史料：“嗣曾孙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命京师都于长安，国享十有一世，历年二百一十载。遭王莽之乱，宗庙隳坏。世祖复帝祚，迁都洛阳，以服中土，享一十一世，历年一百六十五载。子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统洪业，奉嗣无疆。关东民吏，敢行称乱，总连州县，拥兵聚众，以图叛逆。震惊王师，命将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迁都旧京。昔周德缺而师干作，应运变通，自古有之。于是乃以三月丁亥，来自积雒。越三日丁巳，至于长安。敕躬不慎，寝疾旬日，赖祖宗之灵，以获有瘳。吉旦斋宿，敢用洁牲一元大武，柔毛刚鬣，商祭明视，香合嘉蔬香萁，咸鹾丰本，明粢醴酒，用告迁来。尚飨！”

这篇祝嘏辞完整地体现了董卓出洛理论的政治文化逻辑：重提长安作为都城的正当性，压制洛阳在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将关东起兵解释为与两汉之际类似的政治动荡，表明董卓为“股肱大臣”的政治立场；以王朝历时“十一世”的相同时间来制造“长安一洛阳”的历史循环观念。这些几乎是董卓出洛所建构的全部政治逻辑，这套逻辑的核心即否定洛阳的“王者必居”地位。西汉至十一世后中兴，定都洛阳。东汉至汉献帝时帝系不止此数，《宗庙祝嘏辞》此时选择认可其中“十一世”帝系以使数目与西汉相同，而便于以循环观念解释出洛的政治行为。

之后董卓提起出洛事宜，也大抵使用《宗庙祝嘏辞》中的理论：“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俱诣卓，卓言：‘昔高祖都关中，十一世后中兴，更都洛阳。从光武至今复十一世，案石苞室谶，宜复还都长安。’坐中皆惊愕，无敢应者。彪曰：‘迁都改制，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之宜。昔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晓之。往者王莽篡逆，变乱五常，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圣主，光隆汉祚，而无故捐宫庙，弃园陵，恐百姓惊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蚁聚以致扰乱。石苞室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

董卓所陈说的“从光武至今复十一世，案石苞室谶，宜复还都长安”即《宗庙祝嘏辞》中历史循环观念的体现，朝中大臣虽惊愕，但即便杨彪亦无法反驳长安作为西汉国都所具备的政治正当性，只得以长安残破等现实因素反对。东汉建立时大量使用符谶，但东汉中期张衡主张符谶的话语权收归官方，禁止民间使用符谶。杨彪认为董卓所举的“石苞室谶”是“妖邪之书”，体现出的正是张衡所阐发的观点。但由于董卓的话语逻辑，直接来源于东汉初期光武帝的政治正当性建构，因而杨彪只得反对“石苞谶”的性质，而避开董卓建构的“十一世”的历史循环理论。可知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蔡邕《宗庙祝嘏辞》确实逻辑严密。

故而《宗庙祝嘏辞》的核心理论应非董卓授意，蔡邕可能积极地提供了知识支持。蔡邕入朝后与董卓关系厚密，蔡邕在出洛前稳定下来的官职是侍中，实际职责似乎是担任董卓的私人顾问。

《三国志》

对照《三国志》与《后汉书》，出洛朝议应有两次。

第一次出洛朝议之时，“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只有河南尹朱俊不问自答：“国不宜迁，必孤天下望，成山东之结，臣不见其可也。”此时中央权威不振，中央与地方对立，董卓依仗强悍的凉州兵把持朝政。但河南尹朱俊亦掌有兵权，直言迁都会令天下人失望，并且会成为关东兵讨伐的口实，因此不能迁都。朱俊提出后，“朝廷称服焉”，朝中士大夫在朱俊的带领下共同反对董卓。河南尹的兵权与朝中士大夫所掌的中枢权力结合起来进行反对，董卓只能作罢。第二次出洛朝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俱诣卓”。此时朱俊已不在朝中，如果士大夫集体沉默，董卓挟持汉献帝与朝廷出洛将毫无阻碍，则朝中士大夫只能目睹汉王朝的神圣建构被破坏，因此他们选择了与董卓直接发生冲突。

司徒杨彪和太尉黄琬提出了反对意见，意见内容延续了朱俊的意见。杨彪称“海内安稳，无故迁都，恐百姓惊动，麋沸蚁聚为乱”。东汉屡有权臣参与皇帝废立，但迁都确是未有之事，杨彪认为迁都会使寻常百姓也惊怖不安，更会有人趁此作乱。董卓则对杨彪明言以关中地理优势对抗关东军的基本考量，杨彪对以“海内动之甚易，安之甚难”。黄琬继续驳斥道：“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郡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黄琬直言洛阳对于东汉政权具有特殊意义，洛阳是东汉政权的基业所在，是天命启发、神明意旨，绝不能以人力妄自改变。黄琬的看法可作为杨彪意见的注解，正是因为洛阳不仅是东汉朝廷所在，更是与汉王朝的神圣意义相联系，因此出洛的政治行为会对当世的人们造成一种普遍的思想冲击 。

杨彪、黄琬、荀爽是当时继袁氏、卢植等之后最有名望的朝中士大夫，如此表态就是利用其话语权挑战董卓，董卓立刻大怒罢坐，即日策免杨彪、黄琬。伍琼、周珌私亲袁绍，曾劝董卓委任袁绍为渤海太守。此时伍琼、周珌坚持劝谏董卓，董卓想到袁绍起兵于渤海正是借助了担任渤海太守的便利，一怒之下斩杀伍琼、周珌。朝中士大夫在出洛问题上与董卓争执，最终以董卓策免、诛杀士大夫告终。在这场文化与实力的对抗中，士大夫遭受打击甚至被杀，话语权一落千丈，朝中士大夫不再为董卓所忌惮。董卓不再期待朝中士大夫在迁都一事上予以支持。出洛西迁势在必行，经历了东汉稳定下来的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第一次受到冲击，这一冲击似乎并未使得洛阳的文化地位被动摇，反而为王允等朝中士大夫提供了切实的短期政治目标。

初平元年 （１９０年） 王允率朝臣护送汉献帝出洛，董卓留守洛阳 。王允得以在长安迅速积聚力量：“允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为仆射，瓒为尚书。”

以王允为核心的朝中士大夫在这一时期与董卓保持着基本的政治平衡，董卓也有“欲外示宽容”之心。董卓在洛阳唯有西面不需忧心，而杨瓒、士孙瑞将兵自西来，董卓立刻怀疑这支军队有图己之意，于是命令他们留在长安。王允反应也很迅速，立即以士孙瑞为仆射、杨瓒为尚书，留任尚书台 、削去军权，以解除董卓的疑心。同时，王允此举也将杨瓒与士孙瑞正式收为己用，以尚书台为中心，以士孙瑞 、黄琬为核心的王允集团也就此形成。

王允

不知王允此时是否获悉洛阳被毁的消息，但可以明晰的是王允在出洛之初就打算诛杀董卓、“拔天子还洛阳”。黄琬、张温等众多朝中士大夫其后都参与了以王允为首的诛杀董卓的行动，可见这一时期朝中士大夫的夺权行动的目的——还都洛阳。

王允自汉献帝即位以来即任尚书令，不过王允虽以刚直闻名，却没有与董卓发生过冲突，在两次出洛朝议中也不见反对言论。但是在第二次出洛朝议之前，黄琬、杨彪、蔡邕才是朝中最负盛名、极有威望的士人。蔡邕的政治立场可疑，杨彪与黄琬似是第二次出洛朝议前朝内士大夫领袖，分别担任司徒与太尉。但第二次出洛朝议中，杨彪与黄琬因反对出洛而后以灾异策免，以王允和赵谦代替。王允和赵谦在汉末士林中的名声不如杨彪与黄琬，不 过王允曾获郭林宗“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的赞誉，并且在灵帝时因不惧宦官赢得高名，赵谦门第颇高，且此前诛杀董卓“爱胡”应也颇震动朝内。董卓以此二人代杨彪、黄琬为司徒、太尉，实则提高了王允、赵谦在朝中士人中的地位，王允、赵谦一跃成为第二次出洛朝议后地位显赫的朝中士大夫。

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后仍守尚书令，实际地位是高于赵谦的。王允就职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即出洛：“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

王允率朝廷出洛而董卓留守洛阳，董卓对王允也极为信任，将朝中事务都委托给王允，王允因此成为实际上的朝内士大夫领袖。

表面上王允集团总理政事，但兵权在董卓手中，王允集团始终唯有谋划暗杀；董卓尚在洛阳之际，王允即与黄琬、士孙瑞谋诛董卓。《后汉书》记载张温被董卓诬杀时，张温正与谋诛董卓。张温被杀后，王允集团连有实力的暗杀者都没有了。侍中刘和之父 、幽州牧刘虞表明尊奉汉献帝的正统地位，派遣田畴、鲜于银到长安，汉献帝甚至令侍中刘和请求刘虞遣兵助朝廷还洛，但因为刘和卷入了关东各方势力的角逐而未果。最终王允审时度势，选择了利用实际掌握并州兵的将领——吕布。

吕布

董卓狂妄，但有自知之明：“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董卓自知待人无礼，怀疑他人有异心，但对吕布几乎是绝对信任。即便如此，董卓性情粗暴，仍会对吕布凶暴对待。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王允对吕布的态度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利用吕布对董卓的怨惧，鼓动吕布作为诛杀董卓的内应，遂诛灭董卓及其宗族。 吕布自身“膂力过人”，又统有强悍的并州兵，董卓及其宗族毫无反抗之力。王允集团结束了董卓擅权的局面，朝廷有了回到洛阳的现实可能。

以王允为首的朝中士大夫积极推动还洛行动，是洛阳政治文化在士大夫思维中继续发挥强大作用的表现。汉献帝平安还洛，在舆论上成为袁术、袁绍等群雄逐鹿的阻碍。

东汉末期，洛阳为“天下之中”，是德者必居之地，关乎王朝兴衰。皇帝作为汉王朝制度上的最高统治者，名义上把持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象征着汉王朝的单一权力核心。皇帝虽然身兼至尊地位与崇高政治意义，但东汉以来，人主大多为幼主而屡见宦官、权臣主政，皇帝的实际权力往往不孚众望。汉灵帝时宦官专权，政治混乱，以至出现了“冀州刺史王芬 、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的事件。皇帝作为汉王朝象征之一的权威在汉末呈现出衰落之势，而象征汉王朝德治的都城洛阳的政治意义依然不减。

董卓入据中枢，意图搜取权力而行废立，但在名义上仍以“天资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的不德之举策废刘辩，这种对刘辩德行的指责跟王芬等人谋废灵帝的政治逻辑是相似的。因董卓在士大夫群体中的舆论评价恶劣，汉献帝作为董卓拥立的皇帝一开始即面临危机 。

献帝的册封典礼上，公卿大臣的反应耐人寻味：“尚书读册毕，群臣莫有言，尚书丁宫曰：‘天祸汉室，丧乱弘多。昔祭仲废忽立突，《春秋》大其权。今大臣量宜为社稷计，诚合天人，请称万岁。’”

杨彪

朝中士大夫反对废少立献，而董卓挟何太后强行推进。朝中士大夫陷入了是否承认汉献帝的困境，此时尚书丁宫当机立断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率先承认了汉献帝作为汉王朝皇帝的正统地位，并表示希望朝中大臣也能以汉王朝为重、承认汉献帝。陈勇《董卓进京述论》认为“王允等党人名士入关的原因比较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决心追随献帝的皇统。……废少立献虽系董卓所为，但献帝的名份一经确定，在士大夫们心中就难于动摇”。追随汉献帝的皇统确是朝中士大夫西迁的重要原因，不过第二次西迁朝议时杨彪表示：“西方自彪道径也，顾未知天下何如耳！”杨彪直言自己会随朝廷西迁，同时也指明天下人未必如此看待。

事实正如杨彪所言，第二次西迁朝议后，朝内形成了以王允为首的士大夫集团，朝内士大夫的确承认汉献帝，但朝外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朝外最大的一支政治势力即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兵，但袁绍最初的主张便是不承认汉献帝，而另立至尊：袁绍、韩馥议，以为少帝制于奸臣，天下无所归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为帝。”“时议者以灵帝失道，使天下叛乱，少帝幼弱，为贼臣所立，又不识母氏所出。幽州牧刘虞宿有德望，绍等欲立之以安当时，使人报术。”“绍复与术书曰：‘前与韩文节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见再兴之主。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于西。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可复北面乎？违天不祥，愿详思之。’”

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诸将认为汉献帝是“贼臣所立”并且受制于董卓，又兼母族湮没无闻，不应承认其为汉王朝皇帝。如果“东立圣君”刘虞，则天下太平指日可待。刘虞在幽州经营得当，民生安稳，确是这一时期最具名望的汉家宗室。刘虞与袁绍在灵帝时曾共典禁兵，且欲合谋诛宦官，也算旧交。但是刘虞的情况却似是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兵没有仔细考虑的，因为刘虞独子刘和跟随献帝西迁，在朝中任侍中。如果刘虞同意称帝，刘和必定会被董卓用以要挟，甚至可能被杀，因此刘虞应绝无可能同意关东兵的拥立：“绍、馥使故乐浪太守甘陵张岐赍议诣虞，使即尊号。虞厉声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济。孤受国恩，天下扰乱，未能竭命以除国耻，望诸州郡烈义之士勠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谋，欲涂污忠臣邪！’”“绍亦使人私报虞，虞以国有正统，非人臣所宜言，固辞不许，乃欲图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虞于是奉职修贡，愈益恭肃，诸外国羌、胡有所贡献，道路不通，皆为传送，致之京师。”

初平元年（１９０年），袁绍 、韩馥遣人为刘虞上尊号，刘虞直斥袁绍为“逆谋”，声称“望诸州郡烈义之士勠力西面，援迎幼主”。此处虽未使用类似句式，但已经提出了迎奉献帝，并且以严词在舆论上回击袁绍、韩馥。而刘虞提出“国有正统”，更是与关东兵的“贼臣所立”针锋相对。为了避免嫌疑，刘虞甚至打算出奔匈奴。袁绍停止拥立活动后，刘虞更加恭谨地“奉职修贡”，羌胡的进贡也经其转运入京。在政治姿态上，刘虞对于尊奉汉献帝皇统表现得至诚至勤，并且首先提出了迎奉献帝的政治主张。

与此同时，袁术也反对拥立刘虞：“是时术阴有不臣之心，不利国家有长主，外托公义以答拒之。术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绍。”“术答曰：‘圣主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乱尚未厌，复欲兴之。乃云今主“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先人以来，奕世相承，忠义为先。太傅公仁慈恻隐，虽知贼卓必为祸害，以信徇义，不忍去也。门户灭绝，死亡流漫，幸蒙远近来相赴助，不因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图于此，非所闻也。又曰“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雠，况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

袁术

袁术有自立之心，不希望出现年长的皇帝，这与董卓废少立献的考量是一致的。袁术虽然没有提及迎奉献帝，但是袁术将袁绍的来信逐条反驳。反驳之辞尽是同刘虞类似的忠义姿态，反复陈说了承认汉献帝正统地位的立场。

曹操也反对拥立新主：“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曹操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各方势力起于诛灭董卓、匡扶汉室，一旦改立新主则只会加剧局面混乱，国家安定更加困难。同时也表明汉献帝只是受制于董卓，不能轻易废黜。刘虞、袁术、曹操作为此时的几股有实力的势力反对袁绍另立新帝的计策，尤其是刘虞旗帜鲜明的政治姿态迫使袁绍只得放弃拥立活动，默认汉献帝。此后，各方势力虽心怀叵测，但“关东诸郡，虽实嫉卓，犹以衔奉王命，不敢玷辱”。

朝廷西迁后，董卓在长安与朝中士大夫共掌中枢权力；关东虽内部争斗不断，但讨伐董卓的口号从未间断；持续的军事对峙在西迁后已少憩，屯驻在与关东兵对垒前线陕县的牛辅甚至可遣李傕、郭汜、张济去颍川、陈留掠夺。在这种各方争斗而整体胶着的局面下，朝廷的新动向则牵动甚广。不过无论如何，汉献帝已经得到广泛承认。一旦长安局势有变，则各方势力都须在是否迎奉献帝一事上做出选择。

初平二年（１９1年），袁绍领冀州牧，从事沮授劝袁绍：“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在沮授为袁绍拟订的功业中，迎奉汉献帝与还都洛阳是袁绍取得中枢权力的前提。刘虞所言可能是其真实意愿，也可能仅为政治姿态，刘虞只强调了迎奉汉献帝，而沮授将迎奉与还洛作为恢复汉王朝统治的基本事项，则汉献帝与洛阳作为汉王朝的政治象征已经同等重要了。此前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不断发展而皇帝可作废立计的局面已经随着现实政治局势悄然发生了转变。

这种转变可以在当时需要对汉献帝作出选择的各方势力中瞥见：“徐州牧陶谦、北海相孔融谋迎天子还洛阳，会曹操袭徐州而止 。”“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

刘协

但凡承认汉献帝的势力，大多有迎天子还洛的考虑。作为政治象征，汉献帝的重要性显著提高，而洛阳的重要性却有动摇：“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

观念变化的背后，往往是深刻的社会秩序变化。袁绍的谋士沮授基于对时局的考量，与董卓的考虑相似：尽管洛阳与汉献帝都是汉王朝的政治象征，但洛阳并非可恃之地，且残破后更无可能据以发展势力，因而权衡之下只能选择汉献帝而暂时放弃洛阳。曹操谋臣的意见大致与沮授相同。当然，如袁术、公孙度等人企图迅速颠覆汉王朝，自然也不会有关于汉献帝和洛阳的考量。

从汉晋变局的整体视角观察 ，作为连接汉晋统一王朝的过渡时期的汉末三国之局，实为王朝的衰败与新生的历程。而三国鼎立之前，尤其是永汉元年（１８９年）至建安元年（１９６年）这一时段，正是汉王朝政治秩序崩坏的时代。正因汉王朝的统治难以为继，所以董卓乱后而地方势力蓬勃兴起、各自为政。

董卓

但在思想上却是另一番局面，“洛阳”是东汉王朝神圣建构的重要组成。从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发展历程中，可以窥见东汉王朝与神明、天命的紧密联系，忠君观念在东汉末年也继续发挥作用。即便群雄多有不臣之心，但一旦公然宣称，都会遭到舆论的抨击。董卓、曹操把持汉王朝中央政府，但都不能轻易放弃汉献帝和汉王朝的旗号。

这种现实政治与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了汉末群雄割据且大多尊奉汉献帝的奇异局面。汉王朝中央政府已不是实际上的权力中枢，但群雄自领官职仍不得不上表中央政府。因而在心向汉室的士大夫眼里、群雄表面政治立场上，汉王朝中央政府仍是名义上不敢轻易否定的正统政权，这使得汉王朝崩而不溃的局面延续至曹丕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