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元年（前571年）夏，一辈子追随楚国、对抗晋国的郑成公去世，郑太子恽得以继位，即郑僖公（釐公）；而郑僖公继位后，以叔祖父公子喜任郑国当国、公子騑任为政、公子友任司马（三人即子罕、子驷、子国；都是郑穆公之子、郑襄公之弟、郑成公叔父），协助自己辅掌国政。
周灵王元年（前571年）十二月，得到国君晋悼公同意的荀罃与齐、宋、鲁、卫、曹、邾、藤、薛、小邾共十一国盟友的卿士代表再会于戚地，按照之前的商议，准备在虎牢筑城以监控郑国。随后，参会各国按照‘大国出兵一千人、小国出兵五百人’的标准，齐心协在虎牢修筑好了城池，并留驻军在当地，准备讨伐郑国。
郑国国君郑僖公属于少年继位，因此毫无政治上的经验；在听说了晋国召集诸侯盟友们出兵在虎牢修筑好大城、并聚结军队准备伐郑的消息后，郑僖公十分惶恐害怕，便要求执政的三卿采取应对意见，避免郑国再遭征伐。
而虎牢大城修筑好后，子罕、子驷、子国这三位实际执掌郑国国政的卿士人再顾不上侄子郑成公当初的临终嘱咐了；在紧急商议后，当国子罕立即以国君郑僖公的名义，派出使者前往晋都新田向晋悼公致信求和，请求盟主允许郑国重新归附到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内来。
在得到了郑僖公亲笔书写的归附信后，晋悼公顺水推舟地接受了郑国的求和，并与郑国达成了再次结盟的约定。就这样，在晋楚之间叛附不定的郑国，又重新归附于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之中。
而郑国重新归附晋国之后，它原本的盟主楚国自然不甘心失去这样一个重要的盟友，于是，楚共王也在策划出兵北上，和晋国继续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不过，正如之前的文章中讲过的那样，楚国在最初的时候，还是将首要目标放在主动背盟投靠晋国的前盟友陈国身上（还有东边的大敌吴国，也牵扯了楚国太多的精力）；连续几年中，楚军和晋军都在陈都宛丘附近对峙，欲图再次控制陈国；所以，郑国就躲过了楚国的报复性进攻。
周灵王六年（前566年）冬天，晋国的朝堂人事重新进行了调整，出仕已经四十年的忠厚老臣、中军将韩厥正式退休，上军将荀罃被晋悼公越级提拔为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成为晋国的新一任正卿。
而趁着晋国人事调整、对外策略或有修改的时机，楚国再一次发兵伐陈，想要彻底压服陈国。得知了楚国出兵攻陈的急报后，晋悼公召集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在鄬地（河南鲁山）会面，商议接下来的‘援陈拒楚’之事（当事人陈哀公随后也前往鄬地，参与盟会）。
鄬地，位于郑国的国境内，所以郑国名义上自然是鄬地的主人（为什么说名义上，因为此时晋国已经驻兵于虎牢，掌握了郑国的要害之处，新郑和鄬地之间已经不再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晋国已经控制了鄬地）；因此，作为会盟的‘东道主’，郑国君臣有义务、有责任去参与这次盟会，并且郑国还要由一名重臣来作为国君参与会盟时的相礼（会场管理者），一同参会。
于是，郑僖公按惯例动身前往鄬地参会，并让郑国为政子驷随自己同行参会，准备让子驷担任自己出席‘鄬之盟’时的相礼，协调和管理盟会的顺利召开。
可就在赴会的半途中，郑僖公的‘作死’老毛病又犯了，他对侍奉自己前往鄬地的子驷颐气指使、呼来喝去，态度上相当的无礼，更是处处显示自己国君的威风；当时，子驷看在了郑国先君们的面子上，还在对郑僖公谦恭忍让、不和他发生正面冲突；但这一次就连郑僖公身边的侍从们都看不下去了，因此便在私下里劝说郑僖公要尊重礼敬执政，他（子驷）既是郑国的老臣，又是国君的长辈（郑僖公的叔祖父），无论如何，都不能这样轻慢羞辱，国君还是要有仁德宽厚、尊重长辈之心！
连叔祖父都没放在眼里的郑僖公，对区区几个侍从的话就更不放在心上了，选择了直接无视；而侍从们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所以在接下来的赶路途中又向郑僖公一再劝说，希望国君能改正跋扈无礼的态度，端正对待国家的重臣。
连续几天如此，郑僖公终于烦了，在走到鄵地（河南新郑与鲁山县之间）的时候，当侍从们又一次重提此事时，郑僖公瞬间暴怒，当即下令将这几个不长心眼的侍从拖出去就地处死，以展示自己的赫赫君威。
很快，国君拒不接受侍从的劝诫（劝他以礼对待国家重臣）、还恼羞成怒将他们全部处死的消息，就传到了随郑僖公出行鄬地的执政子驷耳中；之前就对既傲慢又无能、还毫无礼仪风度的郑僖公怒气万丈、仅仅只是看在郑国先君们的面子上才再三忍让的子驷，这下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和怒火了。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打定了主意的子驷，就在郑僖公于鄵地宿营休息的当天夜里，买通了国君的庖丁（厨师），偷偷给郑僖公的饮食中下了毒药；而毫无防备的郑僖公在吃下了这最后的晚餐后，果然毒发不治，暴死于鄵地，结束了年轻而作死的一生（卒年不详）。
郑僖公暴死后，子驷立即带着国君的尸体掉头赶回了国都新郑，然后向以子罕为首的其他七穆成员讲述了其中的实情。虽然对子驷的这种“弑君”行为大为不满，但七穆成员对郑僖公更加没有好感，这样的国君，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值得惋惜的（注：郑僖公的死亡，虽然确实是子驷下的手，但史书上有不同的下手方式、以及下手地点版本，这里采用最常用的一种）。
于是，郑僖公暴死于鄵地后，以子罕为首的郑国七穆成员便拥立了郑僖公之子、时年仅仅五岁的公子嘉（与其叔祖父子孔同名；也不知郑僖公是怎么给儿子起名字的，可能是故意的也说不定）继位，成为了新一代郑伯，即郑简公。
随后，子罕、子驷紧急派出使者，疾驰至鄬地，向等候在那里的晋悼公（以及其他诸侯）通报告哀，说国君因为要参与盟会而日夜赶路，导致劳累过度、罹患急病，已不幸薨逝于半途中的鄵地；现在国家有丧，所以卿士们不得不留在新郑主持葬礼，不能前来参会并担任相礼了，请盟主（晋悼公）和各位君上谅解、怜悯、包涵。
对于郑僖公的突然‘薨逝’之事，其实晋悼公是存有巨大疑惑的，没道理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青人（郑僖公和晋悼公年纪相仿），才赶了几天路，就得病去世了（晋悼公自己不也是长途跋涉赶路来到鄬地，好端端的一点事都没有）。
但当时楚国伐陈事态紧急，陈哀公又亲自前来参会，乞求晋国出兵援助，因此，对郑僖公疑点重重的‘薨逝’之事，晋悼公也就暂时放弃不管，专注于救援陈国之事了。这就是前文所述的，为什么晋悼公在鄬地举行盟会，而郑国君臣却没有一个出席在自己国境内召开的盟会的原因之所在。
可让晋悼公更尴尬的是，自己已经放弃了追究郑僖公的真实死因，而着重于‘援陈拒楚’行动，但事情的当事人陈哀公却上了国内两个贼臣庆虎、庆寅的当，被诓骗着从鄬地不辞而别、事实上背离了和晋国的盟约，让晋悼公大大地丢了盟主面子。
虽然陈哀公主观上不是要背弃晋国，但他的不告而别，确实造成了陈国重新归附楚国的后果；事后，晋悼公也算大度，没有继续追究陈哀公的背盟举动。但回过神来后的晋悼公，觉得就是当年郑僖公莫名其妙的‘薨逝’一事，这才使得自己做出错误判断，导致失去了一个盟国（陈国），还放弃了一个盟友（郑僖公）；那么，接下来可就再也不能犯错了，一定要牢牢控制郑国，挫败楚国的北上争霸企图。
此后，晋悼公将扩充势力范围的目标再转向郑国，继续对楚国的依附势力加以打击；同时，晋悼公改变了之前晋国历代国君对诸侯盟友们的苛刻态度，国家不分大小、一律以礼相待，各自保持对等。
一时间，从晋都新田到各国国都的‘行人’们往来不绝、聘礼不断；这样的宽厚姿态，让中原诸国对晋国的‘诸侯长’身份心悦诚服，纷纷站在晋国一边与楚国对抗，晋国的战略空间更加宽广。晋悼公由此将霸主之位牢牢掌握在手中，晋国的霸业也更加壮大和兴盛，达到顶峰。
子驷毒杀郑僖公、联合七穆其他成员改立五岁的郑简公继位后，几乎独揽了郑国军政大权（当国正卿子罕为人宽和、权力欲望不强，身体又多病，因此不愿与子驷争权）；之前，子驷就曾对郑僖公的‘附晋’之策很是不满（这就搞笑了，当初就是子驷他们以郑僖公的名义向晋国发出了求和结盟信的，现在又把污水往死了的郑僖公身上泼），等到自己掌握郑国权力后，就以‘尊先君成公遗命’的理由，想要重新和楚国建立联系，恢复郑楚盟约。
对于郑国的这种首鼠两端做法，其实晋悼公的心里很是明白，但为了离间郑楚关系，不让郑国影响、破坏自己的‘制霸中原’计划，晋悼公故意装作不知道郑国掌权者的小动作，继续按照自己的既定方案，准备实施对郑国的彻底压制。
这时候，郑僖公其实是被子驷毒杀的真相，已经慢慢浮现于郑国诸卿士大夫耳中；而对七穆长期以来把持国政所不满的其他郑国贵族公族（主要是郑襄公、郑成公的子孙），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发动政变，除掉以子驷为首的七穆集团，接掌郑国大权。
但诸公子谋事不密、事情很快泄漏出来，被子驷所得知；于是，子驷先下手为强，在周灵王七年（前565年）四月十二，发兵击杀了预谋政变的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四位公子（或许是郑成公之子、郑僖公的兄弟），并将公孙击、公孙恶（或许是郑襄公之孙、郑成公之侄、郑僖公的堂兄弟）驱逐至卫国，稳固了七穆集团在郑国的统治。
虽然粉碎了未遂的政变，但这也标志着郑国国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到了即将火并的地步，假如后续其他公子大夫再来这么几次（这几乎是肯定的），那么郑国的内讧将愈演愈烈；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子驷命司马子国、上大夫子耳率兵攻伐蔡国。
郑国虽然打不过晋国、楚国，但怎么也是诸侯之中的二三流强国，对付弱小的蔡国那不是手到擒来——子国、子耳出兵大获全胜，不但缴获了蔡国大批军资财帛，还俘获了蔡国大司马公子燮，胜利班师回到新郑。
对于军队出征得胜之事，郑国朝野上下都是兴高采烈、欢庆不已，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耀；但就在一片欢呼声中，七穆集团成员中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年公孙侨，对此却发出了与众不同的论断：
“小国不修文德、却对外滥用武力，岂不是大罪么？蔡国，是楚国的盟友，我师伐蔡，则稍后楚师必至，若我从楚，则晋师又将随后而至；晋楚两师交替而来，战祸将至，郑国，无宁日矣！”
对少年的这番论断，他的父亲、伐蔡主将司马子国害怕会因此给家族带来祸端，于是怒斥儿子说：
“你懂得什么！国家有大命在此，不是你可以评价的，况且还有卿士们主持国政；小孩子再口无遮拦胡乱说话，是要被杀头的！”
既然父亲开口训斥，少年自然也不敢再说，只是等到父亲走后，他还是不服气地偷偷嘟囔：
“以后等我做了当国正卿，一定要改变这些不合理的做法！”
二十三年后，周景王二年（前543年），不再年轻的公孙侨，在历经艰辛之后，终于成为郑国新一代当国；他执掌郑国后，按照少年时发下的誓言，竭尽全力对郑国的国政施行改革，内政上为田洫、作丘赋、铸刑书、择能而使、不毁乡校、开放言路、团结士庶，力克时艰；对外交往上坚持‘从晋和楚’、有理有节、不卑不亢，维护了郑国尊严；为郑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接触的贡献，郑国也由此一度呈现‘中兴’的气象。
公孙侨，就是郑国一代贤卿、也是春秋晚期各诸侯国执政者中的典范和佼佼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法家学派所推崇的先驱者之一——子产，谥号国成子。假如你不熟悉他，那也没关系，后世史学家对子产有一个最为形象的比喻——文武通贯、德才兼备、智谋过人、军政兼修、品行高洁的一代贤相诸葛亮，就是子产的转世化身。
有关郑国的故事，下一篇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
叔向使诒子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