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廖龄奇向王耀武请假,回家结婚,蒋介石:临阵脱逃,即刻枪决
1941年的秋天,战火纷飞的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作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优秀毕业生,第74军第58师师长廖龄奇在战场上屡建战功,是蒋介石倚重的得力干将之一。然而就在这一年,他向军长王耀武请假回乡结婚,这个看似平常的请求,却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在当时的军中,婚姻大事本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对于像廖龄奇这样失去发妻的将领来说。但为什么这次请假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为何一向器重黄埔学生的蒋介石会对他下达"即刻枪决"的命令?在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廖龄奇的婚假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间,又有着怎样复杂的关联?
一、廖龄奇的军旅生涯与战功
1925年,20岁的廖龄奇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期间,他表现出色,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在军事训练中展现出过人的才能。当时的教官们都认为这个来自湖南祁阳的年轻人极具军事天赋。
毕业后,廖龄奇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任排长。在北伐战争中,他跟随部队转战各地,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1927年,他在江西战役中首次展露头角,带领一个排的兵力成功突破敌军防线,为主力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廖龄奇已经是一名连长。在一次激烈的巷战中,他带领部队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坚守阵地达48小时之久。在这次战斗中,他指挥有方,既保存了有生力量,又达到了阻击日军的目的。这次战功为他赢得了团长的晋升。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廖龄奇已经是88师的一名主力旅长。在淞沪会战中,他的表现尤为突出。当时日军对我军阵地发动猛攻,他所在的264旅在旅长黄梅兴阵亡后陷入混乱。在这危急时刻,廖龄奇临危受命,接任旅长职务。他立即重整部队,组织有效防御,使日军多次进攻都未能突破防线。
南京保卫战期间,廖龄奇的部队被派驻雨花台地区。在日军重兵围攻下,他率部与敌军展开激烈巷战。尽管最终未能守住南京,但他成功组织部队有序撤退,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这在当时的溃退中实属难得。
1939年,廖龄奇调任74军第58师。在这个岗位上,他展现出优秀的统帅才能。特别是在第一次湘北会战中,面对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他指挥58师在高安一线布下严密防线。在日军投入大量航空兵和重炮轰击的情况下,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既打击了敌人的锐气,又避免了部队受到重创。这场战役最终以敌军败退而告终,为湘北大捷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场表现突出的同时,廖龄奇还十分注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他经常亲自指导官兵操练,并在58师内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战术训练体系。在他的带领下,58师逐渐发展成为74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
二、婚假请求的前因后果
1937年夏天,廖龄奇的第一任妻子张凤清在南京遭遇日军空袭不幸罹难。当时廖龄奇正在前线指挥部队,接到噩耗时已经无力回援。这场变故让这位年轻的将领在军旅生涯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1939年初,薛岳将军的夫人有意为廖龄奇说媒,欲将自己的小妹妹许配给他。按照当时的军中惯例,这桩婚事若成,对廖龄奇的仕途将大有裨益。薛岳夫人甚至多次托人带话,表示此事已得到薛岳本人的首肯。然而,廖龄奇以战事紧张为由,婉拒了这门亲事。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军中高层引起不小的议论。
1941年春,廖龄奇通过老乡介绍,认识了家乡祁阳县望族之女刘筱云。刘家在当地颇有声望,其父曾任县议会议长。两人几经书信往来,便定下婚约。当年八月,廖龄奇向直属上级王耀武递交了为期十五天的婚假申请。
这份请假报告的时间点颇为敏感。当时日军已开始在湘北地区集结兵力,战区司令部已获得情报,预计敌军可能在近期发动大规模进攻。王耀武起初并未立即批准这份请假申请,而是将其暂扣在案。
九月初,廖龄奇再次向王耀武请示婚假事宜。这一次,他提出可以缩短婚假时间至一周,并承诺一旦战事有变即刻返回部队。王耀武考虑到58师的防区相对稳定,加上廖龄奇过往的战功,最终在9月10日批准了这份请假申请。
然而就在廖龄奇启程回乡的前夜,战区司令部收到紧急军情:日军第11军已完成集结,预计将在近日发起进攻。薛岳随即下令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但此时通知已经来不及传达给正在赶往祁阳的廖龄奇。
9月15日,廖龄奇在祁阳老家完成婚礼仪式。就在新婚之夜,日军突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就是后来的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58师代理师长在面对日军猛攻时,表现出明显的指挥混乱,导致防线一度出现动摇。
当地县政府接到战区司令部的紧急电令,立即派人前往廖家通知战情。然而,由于道路被敌机轰炸中断,廖龄奇直到9月18日才得以启程返回部队。这短短的三天延误,却成为了日后他被指控"临阵脱逃"的重要依据。
在廖龄奇返回部队途中,58师已在日军猛攻下被迫后撤。这一后撤行动打乱了整个战区的防御部署,直接影响到长沙会战的战局走向。薛岳在向最高统帅部的战报中,特别提到了58师指挥官"擅离职守"一事。
三、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略态势
1941年9月初,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代号为"衡阳作战"的军事计划。根据这份计划,日军将集中第11军的主力,对湘北地区发动突击,其最终目标直指长沙。
日军的战略部署可谓精心策划。他们首先在湘北地区部署了三个主攻师团:第3、第6和第40师团。这三个师团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部队,特别是第3师团,在此前的淞沪会战中就表现出色。日军还在军团层面配备了一个重炮旅团和两个独立战车联队,这在此前的华中战场上是罕见的重装备集中使用。
更为关键的是,日军通过其情报网络,掌握了中国军队在湘北地区的部分防御部署。这些情报中就包括了74军第58师的具体驻防位置。日军选择在9月15日发动进攻,正是抓住了58师指挥系统出现空档的时机。
在中国军队这一方,薛岳早在8月下旬就已经接到了日军可能进攻的情报。他随即调整了第九战区的防御部署。在湘北前线,从西到东依次布置了第74军、第10军和第37军,构成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其中,74军所属的第58师位于防线的关键位置,直接扼守通往长沙的重要通道。
薛岳的部署显示出他对战场态势的准确判断。他在58师的两翼分别安排了预备队,以防日军突破后能够及时支援。同时,他还在长沙以北的重要据点部署了工兵部队,准备在必要时实施阻滞工事。
然而,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这些周密的防御部署。9月10日前后,军事情报部门截获了日军的通讯,发现敌军已经掌握了我军某些关键的军事密码。这意味着此前制定的许多战术预案可能已经暴露。军令部随即下令各部队更换密码,但新密码的分发过程却因为58师师长缺位而受到影响。
9月15日凌晨,日军开始了大规模炮击。第40师团的主力首先对58师的阵地发起猛攻。由于通讯系统未能及时更新,58师与邻近部队的协同作战受到严重影响。代理师长在面对日军的突然进攻时,未能有效组织防御,导致防线在当天下午就出现了缺口。
这个缺口很快被日军发现并利用。第3师团的一个联队迅速插入,对58师的侧翼形成了威胁。虽然预备队试图进行支援,但由于之前的部署暴露,日军早有准备,用重炮火力封锁了增援路线。
到9月17日,战局已经恶化。日军不仅突破了58师防线,还威胁到了邻近部队的侧翼。薛岳不得不下令74军全线后撤,以避免被日军包围。这次后撤行动造成了防线的大幅调整,直接影响了整个长沙会战的走向。
在此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直通过电报密切关注战况发展。当他得知58师师长廖龄奇在如此关键时刻离开部队后,立即派出特派员赶赴前线调查此事。战区司令部的作战日志清楚记录了这一段时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这些记录后来成为了处理廖龄奇案件的重要依据。
四、蒋介石的雷霆之怒
1941年9月19日凌晨,蒋介石在重庆官邸收到了来自第九战区的详细战报。战报中详细记述了58师防线被突破的全过程,以及廖龄奇请婚假离开部队的来龙去脉。当即,蒋介石召集军事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期间,军统局递交了一份特别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廖龄奇离开部队期间,58师的部分作战密电码簿落入日军之手,这直接导致了日军能够准确把握进攻时机。更为严重的是,58师的防务交接并不完善,代理师长未能及时接收到新的密码系统,造成了与邻近部队的协同作战受阻。
同一天上午,蒋介石亲自致电薛岳,询问战况细节。薛岳在回电中提到,廖龄奇虽然已于9月18日返回部队,但58师的战术部署已被打乱,短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这份电报最后特别强调,此次日军进攻的时机选择,与58师指挥系统的真空期高度吻合。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蒋介石立即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派遣军法处特派员赶赴前线,立即逮捕廖龄奇;第二,责令战区司令部对58师进行全面整顿;第三,要求军统局彻查此事是否涉及通敌行为。
9月20日,军法处特派员抵达前线,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将廖龄奇逮捕。在押解途中,特派员曾向廖龄奇出示了一份由蒋介石亲笔批示的处理意见:"临阵脱逃,即刻枪决"。这份处理意见的严厉程度,在当时的军中引起轩然大波。
军法处随即组成了特别军事法庭。法庭调取了多份证据,包括廖龄奇的请假报告、58师的作战日志、邻近部队的战况汇报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庭还传唤了王耀武作证。王耀武在证词中承认,他批准廖龄奇请假时确实考虑不够周密,但强调这是基于对廖龄奇过往战功的信任。
9月21日,在长沙城外的临时军事法庭内,审判长宣读了对廖龄奇的指控:一、在战区已获敌军可能进攻情报的情况下,擅离职守;二、导致部队指挥系统出现空档,造成防线被突破;三、影响整个战区的作战部署,致使战局恶化。
面对这些指控,廖龄奇提出了自己的辩护。他指出自己的婚假是经过正常程序申请并获得批准的,且在接到战情通报后立即动身返回部队。但军事法庭认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理应在敏感时期以大局为重,婚假申请本身就反映出其缺乏责任感。
军事法庭的审理过程异常迅速。在当天下午,审判长就宣布了最终判决:依据《陆军刑法》第二十三条"临阵脱逃罪"的规定,判处廖龄奇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执行死刑,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48小时。
这一判决的严厉程度,不仅仅是针对廖龄奇个人,更是蒋介石向全军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在关键战役期间,任何可能影响战局的个人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五、后世对此案的多方考证
1953年,原战区参谋长张明堂在台北出版回忆录时,首次披露了关于廖龄奇案件的细节。根据张明堂的记载,当时58师的密电码簿并未完全落入日军之手,日军掌握的仅是部分作战密码。这一说法与此前军统局的调查报告存在明显出入。
1960年代初,原74军参谋处长刘德信在香港接受《星岛日报》采访时表示,廖龄奇案件中存在诸多疑点。他指出,日军在9月15日发动进攻的时间节点,实际上是根据天气条件选择的,而非专门针对58师指挥空档。当时正值秋季,日军需要选择能见度良好的天气实施空地协同作战。
1972年,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公开了一批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档案。这些档案显示,日军第11军的进攻计划早在8月下旬就已制定完成,其中并未提及针对58师指挥系统的特别战术安排。这一史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刘德信的说法。
1985年,军史学者黄维民在查阅南京军事法庭档案时,发现了一份重要文件。这是王耀武在批准廖龄奇婚假时上呈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到,58师所在防区在当时确实相对稳定,且已做好防务交接安排。这份档案为廖龄奇请假的合理性提供了佐证。
1990年代,随着更多史料的解密,廖龄奇案件引发了学界的重新讨论。军事史专家李明德通过对比多方资料后发现,在廖龄奇被捕前,战区司令部并未对其发出紧急召回令。而按照当时的军令条例,若遇紧急战事,上级必须首先发出召回令,然后才能追究相关责任。
2000年,台北"国史馆"整理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中,收录了一份重要电文。这份电文显示,在廖龄奇案件发生前,军事委员会内部就已经在讨论如何整肃军纪问题。有学者据此推测,廖龄奇案件可能是被用作整肃军纪的典型案例。
2008年,军事历史研究员赵志远在湖南省档案馆发现了当年58师的部分作战日志。这些日志记录显示,在日军发动进攻的当天,58师代理师长确实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但由于缺乏与邻近部队的有效协调,这些措施未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2015年,一批私人书信档案在长沙被发现,其中包括廖龄奇在被捕前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详细记述了他返回部队时的情况,以及当时面临的各种困难。这些材料为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20年,军事法制史专家陈光明对廖龄奇案的审判程序进行了详细研究。他指出,按照当时的《陆军刑法》,"临阵脱逃罪"的认定需要满足特定条件,而廖龄奇的行为是否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仍有待商榷。在正常情况下,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通常需要一周以上的时间,而廖龄奇案的审理过程明显被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