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录先生访谈录：担当是一种生命的自觉
——与时偕行 不辱使命
金有录先生和笔者马有福
马有福：1951年算是一个生命的拐点，您记得当时的大势吗？
金有录：1951年，西宁成立搬运工会，组织识字班，从bpmf开始扫盲。我因有文化基础，在工会得到器重，被选为积极分子，到西安开会。当时，西北行政委员会是习仲勋主持工作的。我们在西安学习之际，听了他的报告。有一次吃饭时，他还来看望我们大家。他作风扎实，平易近人，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52年，市工会从会员中选拔干部之际，我有幸被选中。然后，在北小街军区家属院进行集中培训。一个月之后，便被分配到市民政科工作。我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机遇，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办公室打扫卫生，打开水，工作很勤快，得到了时任领导段科长等人的肯定。
就这样工作两个半月之后，组织谈话，让我到市法院工作，我说，我不去。因为，在此之前，还在学习班时，法院的江院长就想要我到那里工作。但这一次，江院长却已调到了市委组织部，他是以组织的名义谈话。我再也不能一意孤行，这就去了法院刑事科。其实啊，那时干的工作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刑事。反吸毒、各类审判、定刑等都在干，正是以一当十。在此期间，我还被指派到房产局去跟该局工作人员登记过去官僚遗留的财产。由居委会领着穿街走巷，从城东到城西，核查登记出逃官员的房屋资产，收归国有资产，落实房屋产权等，工作复杂，头绪繁多，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
1953年，宪法和婚姻法公布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宣传这两个法律。那时，我们在东区一个官僚的房子里办公，工作任务相当繁重，走乡串户更是家常便饭。从东区到西区、北区，我们都是背着行李办案，还得不断做好宣传工作。
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从窑街驮沙罐的商人听闻男女平等的宣传之后，他就早起做饭、喂驴，然后让妻子上路去驮。妻子不肯，他就打妻子：新社会，男女平等了，我做饭喂驴，你咋就不能上路经商？我们以此为案例，诠释了男女平等的真实含义。
牵一发而动全身，婚姻法动摇的不仅是一种几千年的观念，也是一种原先的社会基础，所以宣传工作的难度史无前例。而我们还是做到了循序渐进，润物无声。
金有录先生的根雕艺术
马有福：在这段时间，有无难忘的细节？
金有录：多！只举一例。有一天晚上，我调解完元树村一个离婚案时，已经十一二点了，人还得赶到单位。我只身一人正在西关桥一带行走时，忽然听见嚓嚓嚓一阵动物踏在落叶上的声音，这就拿出手电筒照过去。呵！原来是一只狼。于是，我大声呼唤、驱逐，随手捡起石块扔过去。狼见光，就逃了，这只是虚惊一场。惊魂未定，当我走到殷家庄时，早已埋伏在那儿的解放军却夹道堵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实话实说，拿出了包里的证件。他们这才放人通过。差点因此引起误会。
马有福：法院工作一共干了几年？
金有录：大概也就一年吧。1953年底，市上号召机关支援经济单位，我被调到消费社。在这里，学算盘，过称，当营业员，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后来，在联社当了干部，参与了会计训练班，管人事，搞宣传，啥紧干啥，一丝不苟。
马有福：联社工作不到一年吧？
金有录：也只一年多。1954年，我已是党员，被调入市委宣传部，主管党员教育。具体的工作是，年初把《参考消息》发到各单位，年底收回。再就是各单位支部党员教育等工作。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主要工作是宣传党代会精神。
反右运动之后，各文化单位都有点烂驳。针对电影队下乡不力的情况，宣传部让我去进行整顿。我这就去东西南北四个电影队分别进行调研，进一步明确发电员、放映员的责任，下达具体经济任务，这使濒将倒闭的几个电影队分别再次获得生机，并按照上级决定把电影队管理权限交给了人民电影院。理顺了管理。
马有福：就这样，一直在宣传部干吗？
金有录：不。反右结束之后，我回到了市文教局。当时的文教局是由文化、体育、教育等合并起来的。我在局文化科，主要任务是管理电影院、剧团以及新电影、新戏的审查工作。
1965年，社教拉开帷幕之后，我被抽调到循化孟达下乡，与广大撒拉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了孟达公路修建，借此机会，还调研了孟达历史。
马有福：孟达岁月，一定很精彩？
金有录：算不上精彩，却是难忘。那时候，孟达很闭塞，还没有公路。初次进队，我们是绕道而行，从同仁那边的山背后下去的。从尕楞到清水，再翻越马尔坡山过去，才是孟达。我们的行李是孟达的撒拉族农民用驴驮到他们村庄的。
我的房东叫做马都现白，没儿没女，在旧社会当兵挣钱，并以此养家糊口。我从他口里了解到了撒拉族的真实生活和村庄的基本现状。白天，我们与群众一起劳动，晚上我们不是开会，就是调研，日子过得很充实。
但不幸的是，几个月后，我的阑尾犯病，弄得我在开会时的都不能坐直身子，而是冒着汗躺在一边听会。无奈，就协调多方之后，就决定在乡里打针。可是那里当时的医疗水平还对付不了阑尾炎，我这就高一脚浅一脚地由群众搀扶着走出修了个半当儿的孟达峡。病假只是一个星期。可来到西宁之后，还是住不上院。我忍疼到文教局反映情况，也是经过一番周折，才进军区医院住了下来。这一病多日，身体恢复不到原位。无奈，局里换人顶替，才让我留在了单位。
我至今还难忘当时修孟达峡公路的艰难。放炮手都是用绳子从上边吊下去的。扶钢钎都扶得好多人的指关节都是血口子。就是做平坡工作的一般人整日劳作，也没少受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