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多次出现落后民族开始以武力方式征服先进民族，后来却被先进民族同化，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多次重现的落后民族被先进民族同化的现象遵循人类文化哲学或文化人类哲学的悖论性原理。拥有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民族不一定拥有胜利之本的战斗力，历史上先进而文明的民族往往在战争中落败于落后而野蛮的民族，但取得战争胜利和政治统治权的民族最后都采用了先进而文明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立者马克思观察到了人类文明史上民族间相互征服和同化的现象，在论述中世纪印度出现的奇特历史现象时，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靶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野蛮人战胜文明人，落后民族战胜先进民族，被征服者反而成为征服者的主人。

1846年，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一封信中解释了“印度悖论”的原因：“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恩格斯对此发表过补充性的论述：“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如果说落后的野蛮民族在军事上对先进而文明民族的战胜属于文化哲学概念的消极悖论性，那么说先进的文明民族对落后而野蛮民族的战胜则属于文化哲学概念的积极悖论性。先是落后民族从军事上征服先进民族，后是先进民族从文化上征服落后民族，民族间的征战与同化在中外历史上经常发生，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社会进程。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或是导致一个民族的强盛，一个民族的消亡；或是带来民族之间文化和语言、风俗和礼制的融合。

先后入侵印度的中世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莫卧儿人都被印度文化同化了，印度的农业文明和佛教文化远远超过了入侵部族的认知水平。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汉化，中国朝代史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民族间征服与同化社会文化现象的佐证。蒙征服宋，清征服明，蒙古族和满族在统治汉族期间都被汉族文化所同化，元朝和清朝都使用汉族的语言和文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上仍就延用汉族的文官体制和法理体系。

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在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居住的一个分支。北魏的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是北魏时期的第七位皇帝，在位时间不长，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了民族大融合，促进了生产，改善了民生。北魏孝文帝改革俗称孝文汉化，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实行汉人的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

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制鲜卑旧俗，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改姓“元”，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的政治制度，严厉打击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太和变法”使得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得到大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促进了多民族的大融合。

北魏时期的社会生产力逐渐恢复和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生机勃勃，北魏铸造、发行了货币“太和五铢”，商业繁盛的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少有的国际性大都市，涌现了《齐民要术》《水经注》《木兰诗》《洛阳伽蓝记》等科学和文学作品，以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展现了北魏高超的雕塑艺术。近日，央视播出了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舞台剧手法祥实介绍了《水经注》和这部地理文化巨著的作者。

郦道元（约470年-527年）是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官员、地理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太和十七年或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任命郦道元为尚书郎，太和十八年或494年，郦道元跟随孝文帝出巡北方。郦道元撰写了四十卷三十万字的水文专著《水经注》，记录了华夏大地1000多条主流和支流的大小江河，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集，开创了中国游记文学的先河。正是孝文帝开创的汉化改革为郦道元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