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领导人后，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没有改变赫鲁晓夫的立场，中苏关系未能得到缓和。勃列日涅夫特别注重扩充军事力量，加紧进行与美国的军备竞赛。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在同美国军事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走上了公开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在对华政策上，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企图凭借军事力量，以苏联东部地区为依托，在苏中边境对中国形成由北向南的强大军事压力，构筑起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以后又先后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东南亚、日本等中国周围的国家进行活动。其目的就是试图从南面与其在中国北部的军事部署相结合，建立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1964年以后，随着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苏联在长达7600公里的中苏边界上驻军不断增加，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中边境的苏军兵力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多个师逐渐增至40多个师，最后达到50多个师100万军队。

在此期间，苏联还将军事力量向中蒙边境推进，在蒙古建立了导弹基地，把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

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增长，以海参崴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同苏联驻远东的陆军、空军一道，成为苏联在该地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后盾，对中国及亚太诸国构成严重威胁。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与此同时，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依据。这些都更加暴露了苏联破坏国际关系准则、践踏他国主权的霸权主义面目。

中国人民切实感受到苏联正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危险。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在70年代对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了重大的调整。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开始在苏中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10月增加了一倍半。

在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争端中，珍宝岛地区是冲突的焦点之一。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历来是中国的领土。随着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苏联对珍宝岛地区的军事挑衅行动加剧。

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边境地区安全，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要求边防部队在反挑衅斗争中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提出了具体防卫措施。

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珍宝岛地区反入侵斗争方案，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对苏自卫反击的重点。

3月2日上午8：40，中国边防军派出两个巡逻组执行珍宝岛巡逻任务。当边防站长孙玉国带领第一组沿中国境内冰道抵近珍宝岛时，苏联出动边防军70余人、装甲车2辆、卡车和指挥车各1辆进行武力阻拦。中国边防人员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经一小时战斗，击退入侵之敌。

当日，中国政府即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军入侵中国领土制造流血事件，提出最强烈抗议。3日至12日，中国全国城乡共有4亿多军民集会游行，声讨苏军的侵略行径。

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揭露苏联当局侵略本质。但苏联边防军继续出动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多次侵入珍宝岛及岛西侧的中国河道。中国边防军予以还击。在3月2日、15日、17日的战斗中，中国军民取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中央军委通令表扬参战的全体指战员，孙玉国等10人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抵御苏联的军事威胁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基点。从1969年3月起，全国掀起了战备高潮。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听取珍宝岛战斗汇报情况后指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6月、7月，中央军委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研究制定抵御苏联入侵的方案。

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制造了一起严重流血事件。同时，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战争气氛更加紧张。

28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中央决定在全国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部署修建防空洞的工作。

9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国庆20周年口号，毛泽东在审阅时增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1969年10月中旬，为了防止苏联方面以即将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为烟幕大举入侵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负责人及一批老同志陆续离开北京，分别安置在京广铁路沿线的城市。中央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总参谋部组成战时指挥班子，进入战备工事。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全国处于临战状态。各地进行战备动员和教育，按战时要求组织各级指挥机关，疏散城市人口、物资，修建地下防空工事，狠抓民兵工作落实，以及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战时后勤供应体制等等。此外，自1968年以来，中共中央批准组建了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广东等生产建设兵团，分别隶属有关军区领导。

全国掀起的政治、军事备战热潮，一方面对于防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作出了认真有效的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不怕任何武力干涉，决心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坚强决心，使得侵略势力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从而用积极备战的手段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同时，在战备过程中，国内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状况也得到了一定抑制。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战备高潮中，对当时国际环境恶化作出了过度反应，过高地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长时间将应付战争作为国内各项工作的中心，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珍宝岛事件后，1969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打来电话，要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次日，经毛泽东决定，中国政府以备忘录回复苏联大使馆：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就苏中边界问题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原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商”。

5月24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递交关于中苏边界问题声明，对其3月29日声明作出答复，重申中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及在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同时指出：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的，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领土的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再次显示了中国政府捍卫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及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真诚愿望。对此，苏联政府于6月13日发表声明，仍坚持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大片中国领土“历来属于苏联”。

此后，为寻求边界谈判的恢复，6月18日至8月8日，中苏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第15次例会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双方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

1969年7月26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9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河内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后，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表示希望途经北京时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由于越方延误，柯西金未获回音而于10日离越。苏联驻华代办处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此愿望。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柯西金即于11日上午飞抵北京，同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会见。

周恩来

双方就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了谅解。会谈中，周恩来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三项建议，并将双方讨论结果归纳为此三项及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征求苏方意见。

柯西金表示完全赞同。双方并就谈判代表成员、地点、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约定将双方达成的协议上报各自中央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9月18日，周恩来将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致函柯西金，要苏方确认，同时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

面对中方要苏方确认在机场会谈中已达成的诸项谅解的要求，苏方仅表示已向边防部队下达命令，对达成协议事只字不提。

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外宾时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并说：我们是不希望打的。明确表达了缓和中苏边境冲突的愿望。

周恩来

6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复函柯西金，强调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应首先就五项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并指出：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提供有利条件。

7日，周恩来召集了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宣布中苏两国政府已商定就边界问题在北京举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并公布了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名单。

18日，经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批准发表《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次日，由库兹涅佐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抵京。20日，谈判开始。

当中方根据周恩来指示，把9月18日致柯西金函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苏方时，苏方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机场会见”达成的谅解，只要求立即进行边界谈判。

中方对苏方态度的变化提出质询，对方无言以答，只能让其工作人员向中方透露这是他们政府最高层的意思。

谈判期间，周恩来对中方采取的谈判方针、策略、方法等多次给予具体指示，重大问题均报告毛泽东批准。

但是，苏方在谈判中不接受中国外交部于10月8日发表的文件所概括的五点主张，并坚持不承认中苏国界存在“争议地区”，既否认沙俄强加于中国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又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设置重重障碍，使谈判陷入僵局。

1970年4月，库兹涅佐夫回国，谈判中断。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对他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表明了中苏争论不应导致边界冲突，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态度。

5月4日，库兹涅佐夫返回北京，中苏双方重开谈判。

从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这次中苏谈判共进行了15轮。由于苏联政府一直坚持原有立场，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合理主张，这就决定了这次持续9年的谈判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但中苏双方的接触毕竟持续未断，两国边界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